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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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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太原、真定河东北两大重镇沦陷前后，金军方首脑们举行的平定州军事会议中，粘罕就乐观地提出先取东京，东京到手后，两河各州县自然归我所有的估计。不出三个月，东京果被攻破，但两河州县自然归我的估计，却未成事实。粘罕能够正确地估计到东京城守的脆弱性，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两河军民及爱国官员的坚韧性。他们不以京城失守，甚至朝廷覆亡而改变其初衷。“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这两句话虽为南宋末年人所说，但这种思想贯彻于每个爱国者的心里。不管敌人多么凶，不管自身的处境怎样困难，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为挽救这个国家、保卫这一片干净土奋斗至死。这是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得以彪炳史册、历久弥新的最有力的保证。金军要完全征服两河之地，永远做不到，即使仅仅在军事上占有它，那也需要几年的时间。

第一次宋金战争中，金人已扬言要割两河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后来又扩大到黄河以北全部土地给它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在历次议和谈判中，以及它占领东京后，一再胁迫宋朝派出一批批的“割地使”到两河各地坚守不屈的城池中，去说服劝解守城将士放下武器投降。

在金酋条纹疏浅的大脑组织中，以为割地使都是赍着赵官家的文字，前去劝降的。既然赵官家已同意割让这个土地，地方将士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反抗。他们的想法错了！守城将士的大脑组织，要比金酋复杂深刻得多。他们析义甚精，推理得当。首先他们是为大宋朝（事实上也包括中华民族）守此一片土，而不光为了官家本人。要不要坚守下去，并不根据官家个人的意志。再则，他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些割地之命，即使不是矫诏，也出于金人的威胁和奸臣们的怂恿荧惑，并非官家本人的真意。

在围城中，彼此鼓舞、黾勉，相互激励起来而形成的一股忠义之气，对于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动摇者是一种压力。在那种气氛下，很少有人敢于冒大家之大不韪，公开提出投降的主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实，他一句话刚出口，愤怒的群众就拥上来，把他活活打死，鞠蹴如泥。未享受到投降者的甜头，先就受到叛逆者的惩罚，他临死前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其愚莫及的蠢事。

因此割地使虽然一再派出，但收效甚微，没有什么史料记载，说明哪一座城池是直接受到割地的朝旨而投拜金酋的。当然，部分不坚定者，当形势逆转之时，也会以朝旨为借口，放下武器，以图苟免，并以此影响其他的人。某些城池就是在这种间接影响下遭金人攻破的。但这毕竟是少数。金军的首脑们，也了解到这个事实，以后他们仅仅把它作为军事攻破的辅助手段而不再寄予很大的幻想。

第二次围攻东京前，金人就指名要朝廷大员耿南仲、聂昌二人分别到河北、河东两路，去执行割地之命。

耿南仲是出头露面的主和派，在朝时排挤打击主战的李纲，先把他挤出中枢，又削减他河东宣抚使的权力，处处掣肘，造成三路救援太原之师的全面溃败，这样好向渊圣证明主战之不可靠。

但是耿南仲之流要使官家完全信任他们，寄以心膂，任之国政，单靠攻击主战派，吹嘘他们的主和是万应膏药这一套还不够，他们还得装出一副苟有利于国家，蹈汤赴火，万死不辞，决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义愤填膺的姿态，这样才能见信于官家。康王赵构出使之役，渊圣鉴于此行关系重大，特旨以耿南仲为副使，协助赵构去大名府与斡离不议和。想不到一向标榜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的耿南仲，以本人老病为理由，向渊圣“乞骸骨”回里，拒不接受副使之命，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假面具戳穿了。渊圣一怒，改派他的儿子耿延禧为赵构的随员，代父出使。接着又同意金人的要求，不准还他“骸骨”，强迫他与金使王汭一起去河北宣谕割地之旨。这是渊圣对耿南仲的惩罚，要他去吃点苦头。耿南仲躲不过这一劫，只好在王汭与二百名军队的押送下，拼着老命去河北一行。

他们去的第一站是河北卫州，在远郊之外就被有组织的乡民包围起来，他们锣鼓一响，乡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顷刻间就聚合了数千人。大部分乡民手中都有武器，口中扬言要杀死万恶不赦的金贼和卖国的奸臣。耿南仲胆战心惊地拿出朝旨，乡民不由分说，抢过朝旨，一把扯得粉碎，王汭一看势头不好，拨转马头就逃，耿南仲急急跟上，没昼没夜地颠簸在马背上，把一副老骨架几乎拆散了，总算逃脱性命。从此躲在老家，再也不敢回京复命。

聂昌得到的结局更惨。

聂昌就是“十管十不管”中的“不管燕山，却管聂山”的聂山。渊圣梦中被一座大山压住，要为他改名，他说慕汉朝周昌之为人，愿改名为昌。周昌近乎刚毅木讷一流，似乎他也想做一个很有风骨的古大臣，至少表面上有些强项的作风。他在宣和末年，通过王黼的关系，取代人人痛恨的盛章而为开封府尹。王黼得罪去国，朝廷不敢明正典刑，是他出的主意，遣刺客诈为劫盗，杀黼于雍丘县负固村。王黼误国，死不蔽辜，聂昌敢为人所不敢为，时人称他不徇私，但据深明内情的人说，王黼与李邦彦是死冤家，聂昌杀王，出于李的授意，仍是为私而不为公。李邦彦被攻击下台，聂昌又通过耿南仲的关系进入政府，官拜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宰执大臣之一。奇怪的是以后他的言论颇主公道。当政府讨论处分伏阙一案时，他坚决保护陈东及伏阙的太学生们。当时主张严惩或保护陈东等人，通常就是划分主战、主和两派的分界线。聂昌毫不掩饰，明目张胆地主保，使耿南仲、唐恪等人大吃一惊。唐恪以此责备耿南仲不该援引他，耿南仲回答说：“那厮想是害了失心疯，一夕间的议论都变了。”

接着朝廷讨论要不要割三镇以赂敌，大臣中分为两派，或主割或主不割。聂昌又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割地，持论比在野的太学生还要激烈，因此深得人望。

最后渊圣徇金人之请，派聂昌去河东执行割地，他又昌言反对，说两河之人忠义勇劲，万一不从朝命，必为所执，臣死不瞑目矣！又说倘和议不遂，臣当分遣官属，促勤王之师入卫。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而且他对自己的命运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他到河东绛州时，金兵已在近侧，守军不敢开门，用一只大竹篮，把他缒入城中。不知怎的，他与守将登州钤辖赵子清话不投机，冲突起来。赵子清麾众直前，残暴地挖去他的双目，然后把他脔割而死。

聂昌死得冤枉，还是另有隐情，这笔账已无法算清。《宋史·论赞》对他一生给了一个不利于他的评论：“左右其说以祸国，卒至祸变而身也不免。”古人所说的左右，当然与现代的所谓“极左”“老右”之类的概念不同，但说他是个隐蔽的两面派，意思还是可通的。总之，他以割地使为名，劝谕绛人，可能仓促之间，无法把自己反对割地的主张表达出来。坚守不屈的将士，出于言语误会，杀了他以坚士气，那真是个悲剧了。

赞成割地议和的耿南仲，奉使割地，幸免一死；坚决反对割地的聂昌，反而因割地而惨死，身后还落得史家的斧钺之诛。在悲剧性的大时代中，个人阴错阳差的悲剧结局，到处都有，无足深论了。

割地劝降，不得人心，两河军民，大义凛然。金人念念不忘的三镇，除太原府经过长期围攻于靖康元年九月沦陷外，河北重镇河间府，一直坚守至次年十一月。另一重镇中山府，继续坚守至建炎二年三月，前后抗击强敌达三年之久，最后粮尽城陷。金帅都统杓哥入城时，看见全城活口寥寥，凡是拿得动兵器的妇女、孩子，也都在城头上助战饿毙，手中还坚执兵器不释，不禁为之叹息不止。

在河北敌军后方，更靠近金朝东路军根据地燕京，大小百战，血流成渠，白骨撑天，始终不屈的还有一座住着马扩寡母、寡嫂、妻室、女儿的英雄城——保州，它可算是宋朝在河北的最后堡垒。

早在宣和七年冬季，宋金大战伊始，金将完颜兀术就统一军进攻保州，受挫于董庞儿、张关羽部的义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匆匆撤退。几年后，兀术成为金朝的统帅，侵宋的戎首，纵横于东战场、西战场，兵锋曾达大江以南，以及东南沿海之地，杀人无算。他在侵宋的第一战中就吃到苦头，今后还要吃不少苦头。这个人似乎不大能够从血的教训中，改变其粗暴残忍的性格。保州败后，他主张置其他战略要地于不顾，统军再来一次猛攻，一定要把保州城攻下来，鸡犬不留，血洗全城，以求一快。可是当时的东路军统帅斡离不，不允许他这样做。第二次宋金战争时，斡离不索性把兀术调离前线，退居平州，闭门思过，不让他参加战争。兀术火性不退，私底下嘱咐燕京留守完颜乌野也务必要拿下保州城，恣意屠戮，为他报仇雪耻。

为配合斡离不进攻真定，作为留守的完颜乌野也，也几次出兵扫荡燕山外围诸州县，把军事活动扩展到白沟河以南，先后攻下尚由宋军据守的雄州、霸州，然后发动对保州的猛攻。

其实没有兀术的关照，完颜乌野也还是要以保州为主要的进攻目标。因为从战略观点来看，保州位于白沟河南，与中山、真定连成一线，金军南下，取道于此，直抵黄河，路近而直。舍此勿由，那就得兜个大圈子，迂回河北中部南下，费时费力，十分不便。第一次伐宋之役，斡离不就是因为在保州、中山两次受挫，才放弃这条路线，折而东向。第二次伐宋，斡离不又以进攻真定为序幕，而以后方之事交托给完颜乌野也，完颜乌野也当然要配合作战，其理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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