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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分社的奔驰230前几天才找回来。偷车的枪毙了。可打碎的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据说这种1990型海豚奔驰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我们只好开丰田,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过80公里就哆嗦。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汽腾腾。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老朱已经接连三天没睡觉,此时仍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我故意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足足有二百多记者挤在这里,在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诺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也是记者。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见联合国秘书长一面。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象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我像那小胆子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贴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人民中国新华社”。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着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后面一冲,眼看着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我用牙缝说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传真机,“AM120”,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这张传真照片被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令共同社摄影记者挨了批,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

六、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伊撤军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挤在一帮记者中立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六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辟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交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斯(Routh )。”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挂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片子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二百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新疆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腈:“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10,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两百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五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娃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剌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的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一百二十九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官价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每天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电视台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与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 !(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我只认识“Ich ”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仑堡。

Ich Habe 1945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Nuernbergerstr。S⒈All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Fluegel weilt。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映,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三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我勉强发完了传真,可由于伊通社财务室锁了门而没开成发票,这还算是幸运的。那天去伊拉克议会大厦采访,进大厦搜身、按快门自不必说,转身遇见美联的多米尼克,听人说他现在通过卫星传照片,而我兜里总共才有100美元。采访结束跑出大厦厦回分社,冲卷、放照片、写英文说明,再到伊拉克新闻部将打好的英文说明和传真照片给主管官员审查。之后再到伊通社传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序完毕,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两个多钟头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诸东流,好不懊丧。

沙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庆祝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他们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滕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我们在一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匆匆撞入一位法国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的摄影师。我问他工作方便否,他说如果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的话。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同志分数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顶楼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作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背厢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几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钓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傻了半天,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他们将行李全部交红皮护照人拿进去,避免了开箱检查。我想进去,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说:“为什么让你进?!”突然我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而进。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象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海关又拦住我,责问我只能在伊呆十天,为什么呆那么多天,为什么,为什么……几位同志上去理论无用,甚至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亲躬担保劳工等人了。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

七、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Jord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在这里,各国记者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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