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的观念不对。今天,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是否已经过去,或我们这样的人是否还留恋它,而在于你、我和我们大家是否消除了心中的仇恨,代之以爱、理解和统一。团队精神、同心协力、相互谅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为此,我们必须永远地抛弃过去,埋葬它,团结起来共同走向新的目标,和平、正义、两性平等、外国劳工状况、失业、裁军,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足够我们忙上很长时间。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过去中?毕竟,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德国人去做。就让过去留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吧,我们的精力应当用于此时此地乃至未来,不该为过去耗费心神,因为我们将需要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德国陷入新的灾祸。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必去谴责那些仍然留恋过去的人。我们应当去体谅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用心感受,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应当坦诚相见。总有一天,爱将战胜一切。爱是唯一的力量,唯一真实的力量。
这篇小短文怎么样?这是我为你今天来而准备的。我想我要对你谈的就是这些。
但我们还是实话实说。我要对你谈谈我自己,直截了当,不遮不掩。我的父母很邪恶,令人作呕,他们的血管里充满毒液,嘴里散发着硫磺味。然而,他们也并非像吸血鬼似的青脸红发、巨齿獠牙。他们和其他遭到杀害的抵抗战士没什么两样。同样的相貌,同样的面容,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式,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标志,而且据我所知,从内心也看不出来。
我父亲为铁路工作。战前、战时、战后,一直如此。身居高位的小官吏,出身低微,一步步爬到最上层,但即使做了大官,骨子里也还是个小官吏——体面、正派、谁也甭打算腐蚀他。最初,他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纳粹,现在又是社会民主党人。他稳步上升,无懈可击,顺顺当当,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铁路系统运送罢工的工人,三十年代运送旅客,四十年代运送士兵和集中营囚犯,战争结束后,又是运送旅客。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乘车,不管去向何方。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工作表现是一个有形的概念——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光是工作还不够,他为他的工作方式,为他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自豪。他积极行动而不是应付差事,就像线路上的一个人形开关。他的生活原则也是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觉吗?就好像面对一幅现代非写实绘画,你看来看去,觉得弄清了它的形状,但又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但你没有放弃,你想要理解它。许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我的父亲。我几乎就要放弃了,一次突然的机会却让我看透了他的内心。
当时,我十四岁。那年像往年一样,我们到意大利度假。我的父母热爱意大利。我们总是前往亚得里亚海岸的同一处营地。此番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碰上了劫匪。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摩托车手在我们从餐馆返回时拦住了我们的车,他们让我们下车,抢了钱和照相机就放我们走人了。前后最多只有两三分钟。
而我的父亲呢?他做了什么?他跪在他们面前,吓得哭起来。他哀哀地求告,请他们不要伤害他,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别伤害他……
他的恐惧、懦弱、失魂落魄令我吃惊。胆小怕事,这就是他见不得人的小秘密。他必须永远站在强者一边。还能怎么样呢?
他的生活就是一堂关于生存的直观教学课。他保留了曾经从属的每一个组织的会员卡。他死后我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所有这些证件。每一个组织,他都交足了会费。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顺应。这是自我的消解,对自我的否认。一旦什么东西似乎要构成威胁,他就会立即归顺过去。
他从来不批评任何人。我从没听过他抱怨纳粹,反对左派或者右派。他没有敌手,他与周围的人、自己的上司,永远同心同德。甚至不用人耳提面命,他已经按照别人的意愿改造了自己。他有一种天赋,可以预先揣摩出那些行将掌权者的需要,随即摇身变化。他对我也是如此。我想不出我们之间有哪次谈话我的心思能够瞒得过去,而不被当场点破。他懂得如何向别人转嫁恐惧。他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毁了我的生活。我童年时代的种种幻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当一名罪犯而又能溜之大吉。我梦见抢劫银行或者抢人钱财却没人能抓住我。我一心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些案子出来,当个永远有人追捕却从来不会就擒的大盗贼,永远地有惊无险。
在学校里,我开始偷东西。十五岁时,我就有计划地洗劫其他学生的衣帽箱,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梳子、驾驶执照、铅笔、玻璃弹子,当然,还有钱。我在家中我的桌子里收藏了一大堆。我专门腾出两个抽屉来装这些赃物,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你瞧,我出道挺早。你今天在这次专访中看到的我,是前些年新开始的我。我从事一个无懈可击的职业,像我父亲一样。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我把偷走的东西存起来,钱就花掉,他们从没能抓住我。当然,人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贼。校长有一次甚至让警察盘问我们。他们问我们当时身在何处,什么时候离开的学校,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揭穿我,我就像个戏班子的演员那样撒谎,他们听得句句顺耳。始终没人怀疑我会是罪犯。当然,也没有人会相信我有这份儿可能,我是个普通的孩子,瘦骨伶仃、毫不起眼、衣着整齐、谦恭而随和。但表象之下,却是钢铁。在我身上,体现了不会生事与不想生事之间的细微差别。看上去,平凡的表面下不会隐藏什么复杂的东西。这种天真、幼稚的外表,是我设计的最刺激的伪装,用来掩饰内里那个不折不扣的小贼。
当时,这场冒险似乎大获全胜。我罪案在身却又不受惩罚。不需补赎,没有罪恶感,也用不着辩白,我只管继续偷盗。我的手法越来越纯熟,偷的东西越来越多,收藏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超群出众同样也会令人厌倦。
我十八岁时,父亲退休,三个月后,他死去了。母亲还活着,靠着父亲的养老金一人静悄悄地过活。一位瘦弱、和蔼的小老太太,她同我说话,就好像我与街上商店的店主、出租车司机或碰巧在汽车上挨她坐着的孩子说话没什么两样。父亲死后一年,母亲告诉我,父亲并非我可能想象的那种和善、正派的人。她对我讲了运送犹太人的事,走向死亡营的旅程。她谈到参与和共同责任,甚至是共同的罪责。她用心良苦,但来得太迟了。还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呢?沉默的时间太久了。他已经死了,罪人已经死了。我无可奈何,不能为此而与他对证。
母亲用心良苦。她日渐和气,有时甚至充满了柔情。然而,她越是要接近我,我越是避之惟恐不及。她新近对我——她的儿子——滋生的爱意,让我感到无法忍受。我厌恶她时至今日,到丈夫死了,才试图同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父亲已经没有影踪,母亲又不能完全让我满足,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不知道,很难讲。我想不起什么细节。一切都像钟表走时一样乏味,日复一日,总是老一套——上学、下学、回家、吃饭,家中很沉闷。母亲的口头禅是“你知道——你知道你爸爸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星期天我们总是七点钟吃饭”“你知道我们这般努力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所有这些。我明白他们的心意,他们一心为了美好前景而做出的努力让人感动。我相信父亲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管你说他什么,他的种种盲目、他的冷漠、他刻板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举动都与以前没有区别。正是这些,使他感到高兴。即使如此,他也算不上坏人,至少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并非他想作恶,他只是不敢行善,只要善事与权威稍有抵触,我想他不过是看不出善恶之间的分别。我记得应当是作家埃里克·凯斯特纳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抽象的善,只有具体的行善。说到我父亲,不妨理解为,没有什么抽象的善,只有没能去行善。
每年圣诞节,我总能收到家制的玩具。父亲会花几星期鼓捣出些什么东西,一辆木制汽车或手推车或其他玩具。送礼时的场景还挺热烈,父亲和母亲站在那里,凝视着我,嘴唇张开,等待我开启玩具的包装。然后,一个漆好的庞然大物就出现在我面前。而且,你不会相信,我真地很喜欢这些。是的,它确实令我激动,至少直到十二三岁时还是如此。每年的其他节日也是这般过的。例如复活节,有一套严格的程式,一些彩蛋、巧克力,藏在房间各个角落。父亲和母亲站在门口,看我找寻礼品,每当我找到了什么,他们就会微微一笑。等到我把所有东西都装进篮子,就被允许每天吃上一个。我从来没想过一天吃两个,或一天都吃光。多少年后,我长大了,才开始对这些周而复始的活动感到惊奇,不过这一切又有什么特别的呢?绝对一点也不特别。我甚至没听过老头子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没听过种族主义,没听他中伤过黑人或犹太人或同性恋者。
他的身材比我矮些,黑头发向后梳理,贴在头上,像顶着头盔。他的双肩略圆,走起路来老是磕磕绊绊的,但也从没栽倒过。他每两天换一次内衣。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母亲给他备好干净的袜子、内裤、背心、衬衣,她放什么,他就穿什么。每年五月,他和母亲去买一次夏装,九月,去买一次冬装,我清楚他的每一件行头。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预测。没有例外,除了我刚才讲的在意大利的那件事。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永远不会看到他内心的另一面。
我常想知道他们俩怎么在一起睡觉,他们的卧室紧挨着我的卧室。我屋里厚重的衣橱靠在墙上,遮挡住了任何声响,不过,要是我打开衣橱,把耳朵贴在墙上,就会听到两人的动静。就像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样一板一眼,他们每星期三做那件事。我就数弹簧床的轧轧声。每次数到二十五下,完事大吉。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叹息。床铺响过二十五下,再想听声响,就得等到下个星期了。他活着如此,死时也如此。一天饭后,他躺下小睡片刻,通常他总要在饭后睡一个小时。一小时后,母亲去唤醒他,发现他死了。没有叫喊,没有挣扎,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把这个狭小、污浊的世界留给了我。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 www.baquge.ccabxsw.net dingdianshu.com bxwx9.net
kenshu.tw pashuba.com quanshu.la
tlxsw.cc qudushu.net zaidudu.org
duyidu.org baquge.cc kenshuge.cc
qushumi.com xepzw.com 3dll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