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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3 负罪的鲁道夫（第1页）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始终摆脱不了负罪感。恶有恶报，不在此时此地，也会在其他地方。我的报应必将到来，逃脱不掉。不过，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字也得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永远是个秘密，没人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倒不如说是罪行，将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提起——一个字也不会。除了我现在肩负的罪责。我的父母，已经在地狱受煎熬。他们死去很长时间了，此生已经完结，但他们留下了我——生来有罪，活在罪孽中。

最可怕的是那些梦。一到晚上，噩梦就缠住我。总是同样的梦，就像我看了一百遍的电影，人们将我从床上拖起，掠过整个房间，拉下楼梯，塞进一辆汽车里。他们是些穿着条纹制服的人。汽车飞速穿越城市，周围乱乱哄哄，人们又叫又嚷：“好哇，好哇。”有时，我觉得我们穿过了一条街，街上的人都在向我们欢呼。我们来到一幢陌生的房屋前。我被沿楼梯推入地下室。他们剥去了我的外套，将我推进一个房间。门在背后关上了。我还要讲讲那间屋子吗？

墙上是正在淋浴的人头，五官中喷涌出一些东西，发出嘶嘶的响声，像是撒气的自行车胎。我无法呼吸，我想我要憋死了。我冲到门口，想打开门，门格格作响，我尖叫着，眼睛在燃烧，接着我就惊醒了。通常我会起身，不再上床。我难以继续入睡，因为只要一闭上眼睛，一切就会重演，将我从床上惊起。

有时，我一星期会做两三次噩梦，然后几个月平安无事，然后重新开始。

看医生？我看过十几位。我最喜欢的医生就是那些问我这些梦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为什么会做这些梦的。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我是否该告诉他们我……！

有时我想象我成了杀人犯。我随便找个什么人，杀了他，然后到警察局自首。那样，一切都会结束。我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为我父亲赎罪。他没去那里，因此应该轮到我去。他们会虐待我，揍我，每天让我干一些粗笨的活儿，但这样也比我现在好。瞧瞧我吧，我没犯罪，却过着一种罪人的生活。

我的父母逃到了南美，用新名字、新护照，在“自由世界”中开始新生活。但他们不是默默无闻，绝不是。他们有许多朋友和旧部。我们家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处处受到欢迎。汽车来接我们，朋友款待我们，新房子以及一切准备停当，新的生活开始了。直到我们再次离去，到另一处安身。我生于1950年，十岁时，我们已经搬迁了四次。此后我们留在了南美国家，一切都稳定下来。表面上他们停止了追踪，或至少他们找不到我们了。说来你也许不信，但后来我们又拿回了德国护照。

今天我是个德国人，一个身为罪犯后裔的德国人。我该被判无期徒刑？就因为我是杀人犯的儿子，父母杀人如麻？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或许我亲爱的父亲夜间招来集中营的女人取乐，转天早晨又把她送入毒气室，也或许他掩护并帮助了她们。或许我可爱的母亲打发她的司机去服苦役，只因为他没有擦洗汽车，随后又换了一个新司机。

他没有做任何事，她也没有做任何事。归根结底，为什么要大惊小怪？我父亲他们驾驶卡车闯入波兰村庄，围堵犹太人，将他们带到基地，男人站这边，女人站那边，男人挖一道长长的壕沟，女人和孩子脱去衣服，将衣服和珠宝整齐地码放好。一次，只有一次，父亲喝多了，谈论起往事。太可怕了！那时，他们不得不用手枪一一射杀儿童，因为那些愚蠢的士兵将自动枪的枪口抬得太高，只能瞄准成人的脑袋。

天哪，我亲爱的爸爸，多好的人！他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他哀哀地说，那日子糟透了，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但他错了。我亲爱的爸爸，事情永远不会结束。你知道那支歌吗——“他们要来将我带走”？

我不断给自己唱这支歌。我告诉你，他们会来的，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父母。他们是1968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完结了，他们烧得已经认不出本来面目。那场景辉煌极了，像原子弹冲击波。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但我真希望能看到。他们两人都葬在了阿根廷，虽然父亲在遗嘱中说过，他希望葬在德国。我没有按他说的做，我阻止了这件事。他一旦死去，任何愿望都到此为止。再没有命令，再没有通告，葬礼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返回基地，在他的坟上撒尿，又蹬又踏，疯了一样，哭喊着。真可怕！这是我的告别。我再没有回去过。等我死了，我不会葬在那里。

所有这一切发生后，他们怎么还能异想天开生出一个孩子？佯装一个家庭？活着像魔鬼，死了像天使，这怎么可能？我们活得一直很惬意，应有尽有，从来不缺钱。“莱因哈得计划”，你知道这件事吗？在我们邻近，有许多德国人，不少人的过去像我父母一样。所有人都过得不错——住大房子，家里有游泳池、佣人。钱就来自“莱因哈得”。他们一个个都夹带着金银细软从德国跑出来。

我十岁时，老爷子搞起了房地产。他把所有的老伙伴都安顿在近旁。许多人本来已经在这里定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德国的：德国学校、德国商店、德国朋友、德国玩笑、德语报纸，人们星期日去教堂，随后去酒店喝啤酒。当然，还有奥地利人。但除此之外，我们自由自在。在这里，德国像战胜者，没有一点战败的痕迹。我们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轰炸后的废墟，而这里，一切都生机勃勃。这里泉水常流，土壤肥沃，是胜利者的天堂。我为什么要降生？你记不记得这个问题？这是约德尔被判死刑后问的。这是个难解的问题，不是吗？

我读过纽伦堡审判中讲的一切。只有弗兰克表示了悔恨。我常常试着想象，父亲会说些什么。我想他不会表示一丝悔恨，也决不会认罪。他清醒时，是个英雄。他是胜利者，讲起话来永远比别人嗓门高，严肃而果断。他从不微笑，总是突然间哈哈大笑，随即又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总之，他固执，做事一丝不苟。厨娘迟到十分钟，就会被解雇。草坪修剪后，他也要检查一番。雇用新的女佣后，他还要教她如何将玻璃杯齐整地码放在壁橱里。

父亲教训起我来，也是有板有眼的。我必须双臂高举，面壁站立。然后，他用一根竹棍打我屁股五下。母亲就站在他旁边看着，打过后将我搂在怀里安抚。父亲一走了之。但完事后，我还得去他的房间认错。谁让我伤害了这位可怜人的感情。

他通常会在桌上小碗里放一些零钱用作小费，不是很多。一次，钱丢了一些，因此，他决定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饭后，他将佣人们叫进屋里，包括厨师、女佣、花匠。父亲大步踱来踱去，警告说，他们有一小时揭发罪犯，否则，通通解雇。

当时我十二岁。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尖叫着让父亲放过他们，因为是我拿了那钱。父亲勃然大怒，他轰走了佣人，疯了似地大叫大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用西班牙语讲话的，等于在佣人面前羞辱了他。这是我的第一次小小的胜利，我很自豪，我让大英雄暴跳如雷。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些犹太移民，都是德国人。我们班上的一半孩子是犹太人，另一半是非犹太人，这一半中的大多数是老纳粹分子的儿女。

但是，我们与犹太人出了校门，彼此便无来往，而且经常大打出手。那是不折不扣的团伙殴斗。我从来不善争斗，我是个矮矮胖胖的孩子，喜吃甜食，每逢打架，必输无疑，是典型的职员子弟。但其他人组成了一个团伙，玩打仗的游戏。他们截住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暴打一顿，于是，犹太孩子也如法炮制，如此循环往复，了无休止。我从来不跟着掺和，他们也不要我，但无论如何，他们搅得我胆战心惊。

因此，我没有朋友，既不属这一伙，也不属那一伙。我是孤家寡人，像人为维持生存的一个死胎——人工肾、铁肺、塑料心脏，组装在一起，再安上胳膊、腿。

父母生前的最后三年，我伤透了他们的心。他们死时，我十八岁。十五岁时，我傍上了别的男人和男孩。父母知道我是同性恋时，恨不得杀了我，或者先杀了我，再杀了自己。也许他们那场车祸不是一次凭空而来的意外。

“在德国，他们会在你身上别一个粉红的三角。”母亲冲我喊叫。她说的是那时的情况，但时光一去不复返。这里是阿根廷，谁不羡慕我的碧眼金发？我想得到谁就可以得到谁。

所以，你瞧，他们计划的再度落空了。我亲爱的父母在南美的新开端，结果却成了死路一条。最初，一切似乎都大有希望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中重新开始：成功、华美的房屋、朋友、圣诞树、儿童唱诗班、希特勒诞辰、各种节假日。他们不再恐惧。至少在1960年之后，一切都已忘却。生活又恢复到1940年之前德国的轨道上，直到母亲在我床下发现同性恋色情文学作品，直到他们从我这里听到了一些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崩溃了。这些正统而又坚强的人崩溃了，垮了。

德国的荣誉毁于一旦。他们意识到我是个同性恋者后，从此精神不振。他们始终没有和我谈起这件事。实际上，我们之间也很少交谈。再没有客人，没有酒店的畅饮，没有狂欢节组委会中的荣誉席位。他们像蜗牛一样缩起来。他们为我感到羞愧。可怜的人，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感到了羞愧。

我一旦意识到他们有多脆弱，就变得愈发不可控制。我带朋友回家，穿戴得像个相公，在客人面前讲话也一副娘娘腔。我就是存心要让他们受罪。

你真该看到当时的情形。不到几个月，他们就完全变了样。后来，学校以性骚扰的罪名将我踢出了校门。校长召见了我父亲。或许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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