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家都跟到码头上来了。他们一个个地跟彼得说话，这个没说完，那个又想到什么了。他们的德语激烈而沉重，嘱咐了又嘱咐，交代了又交代。彼得一定是在安慰他们，一旦登陆澳门，就设法打通关节，接应他们过去。谁也无法确定“终极解决”离他们还有多远，但彼得肯定是逃出去了。彼得的母亲表情很少，人在使劲控制眼泪时就是这样面孔麻木。彼得的妹妹一直在哭。寇恩先生很想和我找话说，但双方都紧张，每个话题刚刚展开，就发现都是废话。 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吓人，一夜未眠，心急上火，舞厅和酒吧里的葡萄酒、啤酒、黄酒在下巴上催出一颗巨大的粉刺。最糟的是我的头发，像每次失策的打扮一样，我在上面抹了过多发蜡，江风把我的裙裾和帽子飘带吹得横舞，头发却一动不动。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彼得那天上午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