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乡村治理从乡官制变成役职制,其实是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改革和中央进一步集权的象征。
张鉊以前也非常疑惑,按说乡间的乡官没有了,不是代表政府对乡村的控制更加弱了吗?怎么会反而是加强了呢?
这还是应该放到相应的时代来看。
在后世,交通发达,资讯通畅,地方有事情,理论上几秒钟就能到达高层,还有足够的税收,能保证乡镇公务员是专职人员。
中央自然就可以依靠乡镇公务员,牢牢掌握基层。
但是古代不行,地方上别说乡间,就是州县,有了什么事情,也不容易通达中央。
而乡官极低的品级和极少的俸禄,就决定了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选拔而来,只能就近安排本乡本里。
安排本县人远离家乡里去上任,在当时就要算是苛政了,更别提远调。
那么在乡里之中,什么样的人能出任乡官?
必然是乡间的土豪大户,或者家族里能拉出几十条大汉,可以打得乡邻不敢还手的恶霸。
这种恶霸披上了一层官皮,那还得了?
比如汉高祖,他当年就是这种典型恶霸,本身就是个江湖人,有了乡官的加成后,连一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分管人事等的副县长萧何,都要给刘邦面子。
而这种人在乡间,为了鱼肉乡里,必然是要把乡里间的事情都遮蔽起来,不让上官知道的很清楚,而上官也只求把每年规定的赋税劳役指标完成就行。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唐以前的乡官,那不是乡官,而是被政府合法化的乡间土皇帝。
区别只在于朝廷强大,吏治清明的时候,这些土皇帝的权力要小得多,也不敢搞出太天怒人怨的事情而已。
要是朝廷衰落,那就不好意思了,哪怕是在唐朝,乡官里正拒绝朝廷正常征役夫。被剥夺官身以后,抗拒朝廷新任里正等,都是时常发生的。
于是在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更好掌控地方,增加税收,节省支出等原因,就把乡官变成了役职。
这相当于就是剥夺了这些乡间土豪的官身,让他们在面对朝廷官吏的时候,变成了屁民,失去了和政府议价的资本。
比如此前的后唐朝廷就规定,委诸道观察使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者。
在这里乡官不再是官府委任的官员,而是变成了村民共同推举,还要补足贫农缴税以及其他缺失,从肥差,瞬间变成了苦差事。
此后的后周,更是直接规定,全国各州县的乡村,每百户组成一团,每团选出三大户作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
什么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看着是权力,实际上狗屁都不是。
因为只能察之,没有执法权,还要辛苦自己脚板去官府报桉。
后面这个就更狠了,耗登者,就是交不起税的,他们缺失的税款,是要由选出来的三大胡均摊的。
这么一来,本来是乡官的乡间小土豪们,就从官人变成了跑不掉的纳税标杆,就那么杵在田间地头。
官府可不管你们村有多少人穷的没钱缴税的,他们只需要抓住你这标杆拼命的催逼就行。
这实际上就是官府在吃乡间的大户,强行在乡间均贫富,当然也有更方便收取赋税的作用。
于是,在没有了乡官这个中间商之后,朝廷对于乡间的掌控,反而更直接了。
不用乡官过一道手后,国家的收上来赋税也开始多了起来。
张鉊忍不住有些烦躁的挠了挠头,这种治理方式确实更加简单和方便,还剔除了乡官土豪这个中间商,节省了政府开支,增加了税收额度以及稳定性,更消除乡间不稳定因素。
对于朝廷来说,是一石多鸟的好办法,后世的一千多年中,只有极为粗放管理的蒙元才没有实行役职制,其余各朝,都基本延续了从中唐开始到北宋趋于成熟、完善的役职制。
但是,役职制有个非常大的弊病,却是张鉊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原本有乡官在的时候,他们虽然是隐患,本身就在鱼肉百姓,国家还要拿钱养着他们。
但只要他们在,基层的动员能力,就有保障。
现在没了乡官,乡间没了领头人,官府的差役一两个月都难得下一次乡村,下乡也是去找担任役职的耆长等,对于乡间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不了解。
同时担任役职的耆长,从披着官身的豪强,变成了两头受气的富户。
他们在百姓的眼中,大多不是什么官人,而是有点闲钱的倒霉蛋,本身并没有多少号召力。
这就导致朝廷有事,别说从乡间征调丁壮,征收物资了,甚至跟乡间的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役职制杵在这里,管他谁打过来了,都是一样缴纳田税,只要大兵不下乡野杀人,甚至他们还可以少缴一段时间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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