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确实等不及了,自乙丑黥乱之后,他就赋闲在野。
旁观者清,当跳出朝政这个泥潭,他反而能更加钻研黥事,洞悉朝中之事。
回顾弘治中兴的种种,刘大夏惊讶的发现,弘治皇帝的休养生息和勤政,非但没有让大明好转,反倒使得局面越来越差。
黥人看似为祸,却反倒是给了朝廷,每年一大笔新的赋税银子,从这一点来看,弘治皇帝励精图治多年,都比不上黥人的海关运营一年。
看破这一点后,刘大夏知道大明病的不轻,病根他也自觉找到了,那就是法!
祖宗之法已经不适用,故而必须变法。
就拿卫所制和九边来说,就已经完全糜烂,这是太祖所未曾预料到的局面,这就说明得“随时因革”。
这个方子一开,刘大夏自认为找到问题关键所在,当看到正德皇帝倒行逆施、不理朝政时,他更加的忧心忡忡。
可问题就在于,他一个赋闲之人,丝毫无法影响朝政半分,所以他将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弟子身上。
他期望王阳明,能够帮着鼓吹变法之说,原因也在于此。欲改变朝政,必先进入朝堂,欲进入朝堂,就一定得科考!
刘大夏甚至准备用十年之功,来培养一批坚定变法的人才,这批人一旦成势,终有一天会将他的变法蓝图实现。
经过数年的琢磨,他也找到解决大明弊端的变法之道,他借鉴王安石变法,提出“理财”、“整军”、“保民”三法,并在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上,又借鉴黥人的一些举措。
刘大夏觉得,这就是他为大明开的方子,而且是一位良药,虽可能苦口,但绝对能够让大明富强!
他甚至将几百年前的王安石引为知己,觉得王安石之变法,是真正的富国强兵之法,可惜命数如此,上天没有卷顾王安石。
……
“伯安是否觉得,老夫为老不尊,连清名也不要了!”
散席后,刘大夏将王阳明叫到书房,屏退所有人。
“不敢,时雍先生之清廉,世人皆知,您今日有此请,也是为国为民!”
“是有为国为民之念,可重要的还是,老夫年事已高,蹉跎几十年,余生终于找到治国良药,实在是不想将其带进土里,所以趁着还健在,惟愿替这几个弟子铺铺路!”
刘大夏将一杯清茶,推到王阳明面前。
王阳明微笑说:“时雍先生说的道理,晚辈都明白!我这两年也悟明白了,多办些实事,总不会有错!大明之大,坏就坏在事难办上!朝堂之上,臣子各行其是,百姓对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想办事的臣子刚起个头,马上就会有好几个说法将其压回去!所以我才认为,首要是推行心学,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道理传播出去。”
刘大夏点头说:“此亦是老夫痛心之处,你对变法有些沮丧,是你知道名教有些问题,可老夫也知名教有问题!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被视作是做人做事的根基,都说高明莫过于中庸!可是伯安啊,名教在汉唐时期,何曾苟求中庸?
名教的教诲是入世,要有理想,有抱负,要自强不息、进取不竭。学而优则士,任重而道远,千年前的孔子,是期望弟子敢于任事!但自唐宋后,儒家之经典便为中庸,其中却融入了道家的出世,这又是何以然啊?是因为都明白办事难啊!
所以读书人,觉得要有点出世的道家精神,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可这样行吗?伯安,我说过,天下事不怕不能够实行,就怕没有能够去实行的人。大明败坏至斯,就在于一般不办实事!即便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是流于形式,道德文章和奏折写的再好,说的再好听,可事呢?却在走向糜烂,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哎!”刘大夏叹了口气,端起茶碗就是牛饮一口。
王阳明垂眸思索一会,拱手道:“时雍先生一番肺腑之言,令晚生惭愧!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以致用,济世救民。此乃黥人学问中,我悟出的精华。大明确实缺办实事之人,但更缺的是一个真理的检验标准!
黥人有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言适用于黥人,却不适用于我大明!假若事事取诸实践,那么实践同圣贤之道相悖时,又该如何取舍?这正是晚生苦恼之处,此事若无定论,那么要变法,就将遇到圣贤之道、祖宗之法的阻碍,其阻力不可谓不小!若天下读书人和官吏,都不明事理,这变法又如何深入地方?”
刘大夏沉思起来,良久后一笑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唤后人。即是黥人所言,实践可以检验真理,那么老夫的变法蓝图,未尝就不是一次实践!结果如何,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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