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安排住宿了。那些遭船难的人就像无主的羔羊一样没精打采地在海滩上走。他们的朝圣活动像潮水般渐渐退去。尽管如此,还是每天都会有新面孔出现,为了追寻有人指引出的那条自由之路。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曾经听说过驴圈、端盘服务员的房间或者掘墓人的小屋,听说过高悬在海面上方、视野开阔的观景平台,那里有喝的,每天还有热汤。有些人能在海滩坚持几晚,直到他们被搜出来,顶上逃离共和国的嫌疑,迅速地被押上最近的一班船,其间不乏威胁的言辞,例如“主管部门会去找您”,或者“我们很快,非常快就会再找您的”。
短工内部的气氛很压抑。他们变得谨小慎微,疑虑重重,也很少再有表示亲密关系的动作。据说一部分人已经离开希登塞岛,往南边去了。大家不太说起这个,就好像这些都是犯忌的,就像一对恋人发现彼此间的爱情突然熄灭时所受到的那种严重的伤害。维奥拉现在每隔一小时就要报道一下最新事件,这内容在它的报道中已经占到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但大家并不怎么说。一开始,艾德以为这是谨慎起见,渐渐地他明白过来,这其实是为了牢牢抓住这个岛以及海岛的特殊性带来的优势。是海岛给他们心里带来安全感和自信,海岛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出身:他们是岛上人,今后也永远是岛上人。他们是为了保护这块少见的、几乎独一无二的“飞地”,不让它受到其余世界里各种迷惘混乱的侵扰,躲开那个世界里的各种威胁,诱惑,要求,纠缠,对海岛无边无际的欲望……
克鲁索二话不说就接手了吧台的工作。负责桌前服务的克里斯和兰波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艾德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人洗碗,他有这个力气,也有这个自信。回来之后,他基本上是连轴转。干完活儿之后,他就在收音机底下的那个位子上窝一会儿,稍稍休息一下,顺便啃他的洋葱。广播里报道了一场所谓野餐,欧洲的跨境野餐[2],据说当时有六百余逃亡者跨过了通向奥地利的边境线。这些报道跟艾德想象中那个南边国家的画面倒是颇为契合,灌木丛,葡萄架,还有一个可能全是窟窿的带刺的铁丝网。危险的逃亡变成了野餐,大家带着毯子,篮子,或许还有匈牙利的萨拉米香肠。潘神登场,用欧洲的方式演奏着音乐……干了一天活儿,筋疲力尽的艾德滑进了一个奇特的梦境中,那里,钢铁围墙先是变成了疲惫不堪的铁丝网,然后又变成了窃窃私语着的可爱芦苇。
白天没什么人说这些事。只有因为卡瓦洛的离开而倍感失落的兰波(他自己不会承认)会说说这个,评评那个,尖酸刻薄,对时局的评论,字字铿锵,只是每个句子末尾都在颤抖。他很久不在窝里放书了,后来也不再往菜单牌子上写那些至理名言,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问题的自言自语。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西方的政客们,说的话听上去就像是引用某首辛辣的讽刺诗,就好像安托南·阿尔托死而复活,要把恶毒的讽刺泼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他喜欢骂那些客人,对他们的长相,他们点的菜,还有他们那些在他看来差到不能再差的知识和语言水平说三道四。他端着一盘装满了酒的啤酒杯走上观景台,对着那些桌子大吼“量力而行!”,一脸的盛气凌人,就像决战前夜的统帅。
这些日子,兰波的头发开始白了,大胡子粘在一起。往收款机里敲进要收的款项时,他的眼睛显得很大,闪着光,头却连抬也不抬。“荣誉,你什么时候来……”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幽灵,顺着进港航路冲进洗碗间,把餐具叮叮咣咣扔在存放架上,样子看上去就好像要吐。
最近这些日子,他们常常感受到吧台夫妇的缺席。卡罗拉的魔法茶,冰块,脊背上她冰凉的手指尖。还有里克,他从来不认为替服务员向客人道歉是丢人的事,对一起干活的人从来没有一句谴责,只有好言好语和父亲般的提醒。他们的吧台老头边提醒,边把大家的杯子在吧台的塑料台面上排成一排,然后把甜甜的、黏糊糊的安慰倒进杯子里,倒得满满的。
8月27日。克龙巴赫抱着一摞摞床上用品从院子里穿过,脸埋在那些床单被罩里。残余的香味,艾德心想。经理接手了女儿的工作,像做追思弥撒一样干着她的活儿。现在,给餐厅里的桌子摆台也是克龙巴赫亲自动手:面包篮,刀叉,调料瓶,调料瓶的中间是橘红色的芥末罐。他像个第一天干活的帮工一样,在吧台前面转来转去,添盐添胡椒,搅一搅芥末,那些芥末酱的中间是些水乎乎的小坑,四周却已经硬邦邦地成了深棕色。
“早上好,本德勒先生!”
艾德猛地转过身,一个汤碗撞在石头水池上。卫生警察抬起手,露出变色太阳微笑。他应该是从卸货台那儿悄悄进的洗碗间。艾德努力把注意力放在手里的活儿上。警官猛地蹲下,在下水道那儿捅了一会儿,也许是因为被洗碗间的蒸汽抹掉了记忆。他突然跳起,抓住艾德的胳膊,让他“下班后”到户籍登记处去一下。
克鲁索又开始四处巡视了。艾德不明白他怎么还敢走以前的那些路线。刚回来时的那几个休息日,他走出去就像是得胜还朝一样,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有人还会隆重地表示问候,喝的,吃的,还有小礼物。尾荆岩拿出一整瓶薄荷利口酒。在岛吧,圣地亚哥给他准备了一顿饭。尽管如此,到最后大家还是不打算重新开始以前的那种谈话。他们避开话题,再倒上些酒,谈论岛上的琐事。不管他们曾经的首领怎样把话题往那上面引(间接地,小心地,充满尊敬地),碰到的总是回避,托词,有时对方干脆沉默不语。失望的克鲁索不久后就用上了“无论如何”和“情势所迫”这种词。他越说,那些短工们的脸上越是空空荡荡。
于是克鲁索就往更远处去。下班后,他步行到岛上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南端,那儿的人对他不是很熟悉。但即便在那儿,他也一样没能找到新的盟友。曾经那些与对自由的想法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昂情绪,爱岛主义的最纯粹体现,突然间都不复存在。在克鲁索看来,这是因为旺季而产生的迟钝态度的复发,是一种病,传染病,这一切就像是瘟疫的蔓延。
克鲁索那么快就能回来,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怀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的英雄形象(戴着手铐被人押走)遭到质疑,流言四起。
“克鲁索,那个俄罗斯人?”
“说的可是德语。”
“那口音呢?那些奇怪的用词?”
“可能是图林根方言吧。”
“他不是那儿的人。”
“也不是这儿的人,不是吗?”
在本应是分配日的那些日子里,克鲁索就坐在克劳斯纳的观景平台上喝酒。几个短工上来,替其他不能来的人表示道歉。现在,克鲁索干活的时候多半只跟兰波说话,有的时候会去克龙巴赫的办公室。晚上,他就坐在艾德那儿,后者结兄弟盟时割的刀痕(七条)已经被洗碗水泡得发炎了,但这伤口不值一提,不值得当着像以前一样来房间看他的洛沙提。
本来是艾德有话要问,但现在反倒是克鲁索一脸疑问地看着他,就好像应该由艾德把那个说出口,说出那个名称,一个灾难,一个看不见的伤口。通常他会请艾德朗诵特拉克尔的诗,他最喜欢的是那些提到姐姐的诗行。这样的诗有很多,或许有二三十首,也可能更多。克鲁索不再朗诵自己的诗,他说自己不够纯净因而不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还会说其他一些奇怪的话,但是关于他的被捕始终只字不提。艾德决定不逼他。他只是要克鲁索朗诵特拉克尔,一直说到他的朋友真开始朗诵为止。
克鲁索只朗诵了四行就停了下来,他又无声地尝试了一会儿,嘴唇摆动,但随后就放弃了。他的脸上空荡荡,一点表情也没有,脸颊突然非常大,变得像婴儿一般,那是蕴含最深刻柔情的地方。艾德换了一种眼光去看自己的朋友,几秒钟而已,因为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他轻轻地念着诗,尽自己所能,非常努力,几行之后,他发现自己突然找准了音调,他的心跳得更有力,力量在声音中颤抖,还有节奏,足以用诗治愈那个看不见的伤口,那些沉重忧伤、超越了一切的诗。
他们喝“椴树叶”,聊着候鸟和鸟的脚环,这时,克鲁索突然向他保证说雷纳那事不是他。他什么,艾德问。他说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只是帮了帮忙而已,但已经晚了,他说自己感到很抱歉,但是现在艾德已经好起来了,在辐射研究所治疗过之后。什么治疗,艾德想问,不过那个并不重要。拍了个X光,也许拍了好多个,无所谓。有朋友在身边,他感到很安全。最好的、唯一的朋友,现在甚至还成了兄弟。
[1]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爱好音乐,创制排箫。
[2]指1989年8月19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境线上发生的一次和平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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