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凯瑟琳(臭名昭著的P先生前妻)
巴黎蒙特那得路27号,75011
滨海萨纳里 8月
遥远的凯瑟琳:
直至今日,大海闪耀过27种颜色。今天是蓝绿混杂,店里的女人叫它“沥青色”。她们应该很懂行,但我仍然称呼它为“潮湿的绿松石色”。
大海会对人大喊,凯瑟琳,它会像猫一般挥爪挠人,它会偎依在人身边安抚你,它能在此刻如镜般光滑,下一刻勃然大怒,将冲浪者诱到惊涛巨浪中。它每天都不一样,暴风雨袭来的日子,海鸥像小孩子般嘎嘎乱叫,而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们是预告光辉到来的使者。“好!好!好!”它们喊着。滨海萨纳里的美让人窒息,让人不忍离去。
过了7月14日,我在“美丽蓝”(那是安德烈经营的博瑟基旅店中的一间蓝色客房)的单身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不必再把衣服塞进床单,像女婿一样一脸哀求地去找宝琳太太,或者把那堆脏衣服扛去洗衣店(就在锡富尔勒普拉日的购物中心后面)——我有洗衣机了。今天是书店的发薪日。MM——米萝·蒙福莉太太——书店老板、镇上的书商老前辈,很满意我的表现,她说我不会碍手碍脚,符合标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老板让我负责儿童书、百科全书和经典名著,要我进些逃离纳粹迫害旅居于此的作家的作品。她怎么说,我怎么做,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感觉莫名舒服。
我也找到了一个家——为我的洗衣机和我自己。
家在海港上方的小山上,就在圣母小教堂的后面,但可以俯瞰波提索——那是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游客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有些巴黎老公寓比这间屋子大,但没这么舒适。
一天之中,房间的颜色从火烈鸟的艳红变化到咖喱黄。从其中一间卧室往外看,只能看见一株棕榈树、一株松树、许多鲜花和小教堂的背面,还有远处木桂树的后面,是大海。高更[1]会非常喜爱这些颜色组合:粉红与“沥青色”;玫瑰色与“潮湿的绿松石色”。凯瑟琳,在这里我开始学习靠自己的双腿站立。
为了抵偿房租,我搬进来后就开始翻修这间火烈鸟咖喱屋。房子也是安德烈和他的妻子宝琳的,他们自己没有时间,也没儿女可以哄骗过来帮忙修葺。他们的旅店中有9间客房,整个夏天都被订光了。
我想念一楼三号的蓝色房间、安德烈粗犷的嗓门、他做的早餐和他绿叶遮天的安静花园。安德烈有一点儿像我爸爸,他为前来吃饭的客人做菜。宝琳爱玩单人纸牌,偶尔有老太太请她算塔罗牌。她尽力让旅店永远维持愉快的气氛。我经常看见她把牌放在塑料桌上,一面抽烟,一面发出啧啧声。她主动提议要帮我算命,我该接受吗?
他们的清洁女工艾米,一头金发,身宽体胖,说话大声,非常好笑;还有一个清洁女工叫苏伦,个头瘦小,个性严厉,像是一颗萎缩的橄榄,掉光牙齿的嘴巴中发出难听的笑声,她把清洁水桶挎在手臂上,就像巴黎女人挎着路易威登和香奈儿皮包。我经常在港口旁的教堂中看到艾米唱歌,唱的时候眼中带泪。这里的礼拜仪式非常人性,神职人员年纪很小,穿着白色衬衫长袍,露出迷人的笑容。南部许多观光景点普遍存在的虚假痕迹,在萨纳里几乎没有。
每个人唱歌时都应该快乐地流泪,就像艾米那样。我又开始在洗澡时引吭高歌,假装自己是随着有毛病的喷头的节奏跳来跳去。不过,有时我还是觉得被缝在了自己的皮肤上,好像我住在一个隐形的箱子中,我躲在里面,把其他人拒之门外。这样的时刻,即使是自己的声音,我也觉得多余。
我正在搭建露台的遮阳篷。虽然这里的太阳让人信赖,露台就如同贵族的会客厅:温暖安全,宠溺奢华;但若热力持续太久的话,会让人感觉压迫窒息。在午后2点到5点、有时直到7点,萨纳里没有人敢出门,他们宁可躲在屋子里最凉爽的地方,赤裸地躺在瓷砖地上,等待着外面的美景和火炉最后大发慈悲。我则把湿毛巾贴在头上和背部。
从我正在搭建的厨房露台上,可以看见港口船只间的鲜艳房舍,但夺人眼球的还是闪着微光的白色游艇,以及防波堤尽头的灯塔。国庆节时,消防局从灯塔往天空轰轰隆隆地发射烟火。你可以看见对岸山岭连绵,远处是土伦港和耶尔港。崎岖的岩石上散布着许多白色小屋。
如果踮起脚尖,可以看到圣纳泽尔古城的广场瞭望台。瞭望台旁的德拉图尔旅馆方方正正,外观简约,在战争期间,好几位流亡的德国作家在那里逃过一劫,比如曼氏夫妇、孚希特万格夫妇、布莱希特、邦迪夫妇、托勒尔、一位茨威格——还有另外那一位、沃尔夫、西格斯和马萨里——弗丽茨·马萨里——多么美的名字[2]。
(很抱歉,凯瑟琳,这封信变得有点儿像在讲课!纸有耐心,作者从来没有。)
7月底,我的滚球技术终于进步了,不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新手。有一天,在旧港口的威尔森码头转角处,一个矮胖的那不勒斯人出现了,他戴着巴拿马草帽,胡须颤动得像吃到奶油的猫。他揽着一个女人,她心底的热度从脸上焕发光彩。正是库尼奥和萨米!他们待了一个星期,把书船留给屈斯里书籍行会照看。爱书的“露露”待在了它该在的地方,如鱼得水——这真是物以类聚。
“你们从哪儿来?”“为什么会来?”“怎么来的?”互道热情洋溢的问候。
“你的手机怎么从不开机?你这个白痴!”萨米咆哮。嗯,不用手机,他们不也找到我了吗?他们先去找马克斯,接着联络罗莎丽特夫人。罗莎丽特夫人当然一如往常,无私地分享了她所刺探出的情报。她分析了我寄给你的明信片上的邮戳,推断我在萨纳里。世上若少了公寓门房,朋友和恋人该怎么办?谁知道呢?说不定在“人生”这本巨著中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角色。有的人特别会爱人,有的人特别会照顾爱人。
当然,我知道我为什么完全忘了手机这回事:我在纸质的世界里待得太久,还在慢慢摸索着这些小玩意。
库尼奥帮我搭遮阳篷,砌了四天的石头,教我把做菜看成是做爱。他的课上得非常好——绝对是大师级别——从逛菜市场开始教起。在那里,卖菜妇人身边的蔬菜堆得和她一般高,有番茄、豆子、青瓜、水果、大蒜、三种小萝卜、覆盆子、土豆和洋葱。我们在儿童旋转木马旁的冰激凌店里吃咸味焦糖冰激凌,有点儿咸,有点儿焦,香甜顺滑而冰凉。我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冰激凌,我现在天天都吃(甚至有时晚上还要再吃一次)。
库尼奥教我如何用双手去看,如何分辨需要立刻处理的食材。他教我凭借气味配搭食材,通过香气推断它们可以做出什么食物。他在我的冰箱里放了一杯磨碎的咖啡渣吸除异味。光是鱼,我们就有炖、蒸、煎、烤多种做法。
如果你请我再为你做饭,我会用学到的所有戏法让你陶醉。
娇小的好友萨米留给我最后一则智慧。她难得没有大声说话——当时我正坐着看海,数着变幻的颜色,她拥抱了我,很小声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每一次结束和每一个新的开始之间有一个中途世界,叫作伤痛期。让·佩尔杜,那是个沼泽,你的梦想、忧虑和计划遗忘的事情都集中在那里。在那段时期,你的脚步会更沉重。别低估道别与新开始之间的过渡期,阿让。给自己多一点儿时间。有些门槛太宽,无法一步跨过。”
从那之后,我常常思索萨米所说的伤痛期与中途世界,思索道别和新旅程之间的门槛。我好奇自己的那道门槛是否就从这里开始……抑或从20年前就开始了。
你也经历过伤痛期吗?被爱人抛弃的感觉像是在哀悼某人吗?你介意我问这些问题吗?
在法国,当我推荐德国作家时,萨纳里一定是少数几个当地人会面露笑容的地方。从某个方面来说,在独裁统治期间为知名德国作家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深感自豪。可惜,逃亡作家的故居没有几处保留下来,只有六七间还在,托马斯·曼夫妇的房子已经重建。虽然多达几十个作家流亡在此,书店却很少有他们的作品,我正在增加我们店里这方面的选书,MM让我全权做主。
她还把我推荐给城里的要员——真不可思议。市长伯尼哈德先生,像是一只身材高大、穿着考究的银狐,喜欢在国庆节率领消防车游行队伍。凯瑟琳,他们炫耀着每一件拥有的装备:坦克、吉普车,甚至还有一辆自行车和拖车上的船只。游行极为壮观,年轻人的阵营在后面,自豪而悠闲。可是,市长的图书馆却像一只可怜的药箱,有加缪、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等名气响亮的作家藏书,都是皮革精装本,所以来客会想:“哦。孟德斯鸠!普鲁斯特!好无聊。”
我建议市长读他想读的书,而不是他认为会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书,也建议他不要按照书脊颜色、字母顺序或文体类型排列藏书,而是根据书的主题分类。与意大利相关的都放在一个区域:食谱、唐娜·莱昂[3]的犯罪故事、小说、绘本、研究达·芬奇的论文、研究亚西西的圣方济各[4]的宗教论文等;关于海洋的书放在另一个区域:从海明威的作品,到与鲨鱼有关的书、描写鱼的诗歌和烹调鱼的食谱。
他认为我深藏若虚。
MM的书店有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地方,就是百科全书区旁边那个安静的角落,只有小女生偶尔偷看一眼,鬼鬼祟祟地找书,因为她爸妈总想哄走她:“你还太小,那些书不适合你。等你大一点儿我会解释给你听的。”我个人不相信有什么问题是大到不能解释的,你只是必须为提问者量身定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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