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3部分（第1页）

，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

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棍、衙门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屁股结实，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样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弄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著作的，他的《大义觉迷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迷录》里胡说了些什么鸟玩意儿。

告别英雄

从来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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