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
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
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说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乳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乳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
。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
告别道德神话
中国人道德理想国的梦想,似乎早在孔圣人时代就破灭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夫子这话岂止是对周代道德神话的向往?实在也是对道德失落的无奈叹惋。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可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这么活过来了,而且只要不碰着太混蛋的皇帝,或是不遇上战乱、河患或蝗灾,总是一代比一代活得好。
记得八十年代初,总听人抱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延安时期如何的好,五十年代又如
何的好。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晓世事,只是懵懵懂懂感觉这话好没道理。且不说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到底如何,其实八十年代初,主导社会风气的正是人们向而往之的那两个时代的人物。年长者批评了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正之风最厉害的是年轻人。我想即便如此,年轻人也是上一辈人教导出来的。这五十多年我们国家可是没有一天放松过思想道德教育啊!可是,就在“道德滑坡”这句时髦牢骚诞生的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感觉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舒坦多了。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道德惶恐再度加剧。看惯官场腐败、商场欺诈、人情沦落、公德失范等等道德悲剧之后,人们几乎麻木起来,甚至懒得激愤了。可是,日子还是照样过着,而且在歌舞升平中跨越了2000年。
我们似乎也不能把道德理想寄托在新的世纪。人心并没有因新千年的到来而自新,因腐败而栽倒的官员,级别一个比一个高,赃款一个比一个多。官场腐败无疑是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道德灾难,腐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想。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道德状况会突然发生奇迹,而中国的经济却绝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我是崇尚道德理想的,只是觉得虚构道德神话的历史应该结束了。某位高官因受贿几千万元而倒台,据电视新闻报道,此官员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等等。说了一大堆,没有一条说到点子上。“改造”云云,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自律。似乎只要官员们做到道德自律,就政风廉洁、天下清平了,何其天真!
过于沉溺道德神话,会让人们忽略法治。道德是最高形态的社会约束,却也是软约束。幻想道德治国,除非神州尽舜尧。而最基础、最根本的社会约束是法律。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确保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维护良心和正义,也才能最终维系道德理想。否则,我们民族永远走不出道德理想与道德噩梦冲突的千年怪圈。
千古赌场
因为老是失眠,往乡下老家调养了些日子。记忆中的乡下是宁静的,晚上更是万籁俱寂。可我仍是睡不着,通霄群狗狂叫。乡村没有警察巡逻,家家户户都养着看家狗。只要有人走动,狗就会叫起来。一狗领衔,众狗唱和。我问母亲:怎么整夜都有人来来往往?母亲说:赌博的。我每夜都得熬到天亮,才朦胧有些睡意。乡邻们却已笑声四起:昨晚你赢了吗?哦,输了。输了?总听你说输了,赢了钱不认账!自然,乡邻们的笑谈中总会夹着些粗话。妈妈知道我夜里还是没睡好,叹道:乡下一年到头都在打牌。日里打,夜里打,没个了断!
我说:城里也一样。
我的朋友都知道王某人不会打牌,三缺一肯定不来叫我。有时他们整天玩牌,只是临吃饭了,才叫我过去。待吃过饭,他们又调侃道:你回去搞你的精神文明吧,我们要搞物质文明了。我便嘴巴一抹,打拱走人。
同胞们喜欢麻将或扑克,我不想褒贬。只是有些事会让我联想,心里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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