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刘婶比较勤俭持家,一条一条的把小鲫鱼收拾干净,又去买了几斤咸菜疙瘩切成片垫在锅底,全给弄成了焖酥鱼。
味道很好,可惜不能顿顿吃,洪涛干脆也大方一次,让刘婶以她个人的名义拿去送给街坊邻居,送谁不送谁随意,也算物尽其用了。
“老刘,中午抽点时间过来一趟呗,哥们我这趟进村扫荡收获大大滴,冰柜里都快塞不下了,正好去看看咱叔咱婶。”
这笔账洪涛已经写在了小本子上,早晚要让王雅静偿还,不急于一时。眼看春节将至,自己拉回来的年货数量挺多,是该走动走动了。
“靠,你还想的起来啊,我们家都快打成热窑了。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想回去挨白眼儿!”不承想刘文宇非但没对提着猪头、上赶着登门的洪涛感恩戴德,还很不耐烦。
“不是吧,有什么大事儿不能过完节再聊,难道是咱叔有了外遇?”洪涛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仇人不多朋友也少,除了性格有点冷之外,这张破嘴才是罪魁祸首。能抗住他随时随刻喷毒的人太稀罕了,关系越近毒液越毒。
“你有大爷吗?”刘文宇真够哥们,这么说都不带急眼的。
“咱叔要是乐意,我改口叫大爷也成……哎,我x,敢挂我电话……事儿有点大啊,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要是放在往常,哥俩能在电话里就谁是谁大爷掰扯十分钟,但今天的刘文宇很反常,台词都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这让洪涛对事情的严重性有了初步判断,但仍旧没提起足够的重视。这老两口是非常标准的新中国同龄人,从出生到退休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连谈恋爱结婚都是组织上安排的,既没有惊喜也没有起落,彻彻底底的应了那句话:平淡是真!
刘文宇的父亲是当兵的出身,转业后分配到了街道办事处,继续战斗在基层,也继续是基层干部,街道办事处主任。
处级在京城里不算啥官,但这个职务的权力很大,不用刻意经营,只要顺势而为就能让家庭和个人获益满满。可刘文宇半点光也没沾上,这时候就得说但是了。
老刘同志不愧从小就受党的熏陶,参军之后又光荣入党,连媳妇带工作都是党给的,他也用大半辈子的坚持回报了党的养育,除了工资之外一根夜草也不吃。
真不是替朋友的父亲吹,洪涛自打上初中认识刘文宇,一直到初二才被迫知道他爹是办事处主任。从言谈举止到吃喝住行,从这位同学身上看不到有半点特殊,家里的日子过的好像还没自己家滋润呢。
为啥说是被迫呢,这又是个可以回味的小故事。那一年暑假里洪涛突发奇想,打算像父亲学校里的大学生那样来个勤工俭学,追追时髦。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一合计,得,干脆就摆个冷饮摊吧,刘文宇就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的冷饮摊和西瓜摊一样都属于暴利产业,冷饮摊更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典范,只要有辆三轮车就能开业。
先去北海旁边的冰库里花七块多钱买一块三十公分厚,一米长的大冰块,往三轮车上一放,再到各区的副食品公司冷库批发几箱北冰洋汽水,小钱钱就能滚滚而来了。
当然了,想多挣钱就得找个人员流动大的地点摆摊,不能说弄到三环路旁边去,那样冰块全化光也卖不出几瓶。
洪涛几个人也没往远处跑,学校附近就有这样的地方,新街口豁口地铁站!这里不光人流量大,还算守着家门口,很符合初中生色大胆小的本质,离家太远就怂了。
要不说年轻人做事往往都是眼高手低呢,不是想象力不够,也不是不能吃苦,而是社会经验太少。平时看到的都是表象,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一旦要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就说摆摊卖汽水吧,如果换成现在的洪涛,借三轮车、买冰块都不急,第一步就该去当地管理部门探探底,或者找个业内人士聊聊。
不能说看到别人摆摊挣钱,就觉得自己去也同样挣钱。如果钱都这么容易挣,那满街都该是汽水摊,怎么可能轮到自己呢?
头一天的摆摊时光很欢乐,确实是躺着挣钱,只要不怕晒,汽水就没卖不出的时候。四箱存货都没过中午就见底了,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再去一箱一箱往回拉拉。
傍晚收摊之后,几个小伙伴买盒希尔顿,去西安饭庄里来顿羊肉泡馍,吃的满嘴流油,还能每个人再分三四块钱纯利。
哥几个这叫一个美啊,纷纷夸洪涛有眼光,这要是能干上大半个假期,下个学期的烟钱就有了,看个夜场啥的也就不用四处找女同学借了,甚至还能买张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有蹲票的话,能买三张!
但第二天有个叫社会的孙子就抡圆了大巴掌,把这几个喜不自禁的秃小子给抽晕了。刚出摊没两个小时,就来了几个戴红箍的,连三轮车带汽水全给抄走了!
别看这几个坏小子在学校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时不时还能跟着大孩子去街上打打架,好像早就认识了社会。但和真正的社会人比起来,教导处主任都是天使,此时除了大眼瞪小眼之外,屁办法也没有。
洪涛的麻烦更大,三轮车是他和姥姥家的邻居借的,这要是还不回去肯定得赔。一辆三轮车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讲也是个大件儿,父母两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见得够。
这时候刘文宇终于说实话了,说他爹就在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上班,那几个戴红箍的也正是办事处的。至于说当时为啥不提他爹的名号,他也说了,三个字,怕挨揍!另外刘文宇还说了,即便找到他爹可能也要不回来,可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去试试,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嘛,这顿揍他就准备挨上了。
病急乱投医,洪涛也顾不上让家长和学校知道的问题了,自告奋勇,孤身一个人走进了那个听上去挺陌生的衙门口。当时想的还挺美,准备再把学校里对付老师的那套祭出来,先诚恳认错,然后深刻检讨,能把三轮车要回来就成。
老刘同志亲自接待了洪涛,批评教育了一顿之后三轮车要回来了,同时也挺仗义,真的没向学校和家长告状,但刘文宇这顿揍算是挨上了,据说笤帚把都打断了。
很久以后洪涛才知道,三轮车不是一句话就拿回来的,老刘同志自己掏了五十块钱罚款,更没和同事提那是他儿子同学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儿子去摆摊很丢人,宁可花钱也不愿意让同事知道。
至于说干这个能不能挣钱,真不在是他想考虑的,他的脑子里恐怕也没有钱多就是成功的念头,不是装没有,是真没有。
在当时的社会里,这种人还是不少的,各部门都有。但很快他们就被时代抛弃了,拿着退休工资,看着后辈大把大把捞钱,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就拿刘文宇举例吧,如果老刘现在还在主任的位置上,思想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儿子开个餐馆还用和外人借钱吗?
其实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刘文宇根本就看不上小餐馆了。他有大把机会能用更省力气的方式去赚更多钱,甚至都不用老刘同志帮多大忙,只要能睁只眼闭只眼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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