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波洛先生去餐车吃午饭晚了一点。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早饭几乎是独自一人吃的。整个上午,他都用来仔细地再次阅读把他召回伦敦的那件案子的笔记。他差不多没有见到自己的旅伴。
已经坐在桌边的鲍克先生,对自己的朋友作了一个欢迎的手势,请他坐到对面的空位子上。波洛一坐下来,立即发现自己坐在受到款待的席位上了,这张桌子第一个送菜,是最精美的菜肴。饭菜真是好得异乎寻常。
直到他们吃着美味的干乳酪时,鲍克先生才把自己的注意力从饭菜转到闲聊上来。真是乐天饭菜香啊!
“唉!”他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我有巴尔扎克的天才该多好啊!我就可以把这种景象描写一番了。”
他挥了挥手。
“这倒是一个主意。”波洛说。
“哦,你赞同?我想,这还没描写过吧?不过──这适合写成传奇故事,我的朋友。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年龄。在定三天之中,这些人,这些互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他们睡、吃在同一个车顶下,他们彼此都不能离开。而三天一过,他们又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也许这一辈子再也不见不到了。”
“不过,”波洛说,“假如出了事故──”
“哦,不,我的朋友──”
“从你看来,这令人遗憾,我同意。不过让我们暂且做这么个假设吧。那样,也许这儿所有的人都会联系在一起──被死亡联系在一起。”
“再来点别的吧,”鲍克先生说着,慌忙倒酒。“你真疯了,我亲爱的。也许是消化不良吧。”
“确实如此,”波洛表示同意。“叙利亚的饭食,我的胃不太适应。”
他呷了一口酒,然后,往后一靠,若有所思地用目光把整个餐厅扫视了一圈。
这儿坐着十三个人,而且正如鲍克先生说的那样,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
他开始研究起他们来了。
坐在他们对面一张桌子旁的是三个男人。他猜测,他们是单身旅客,这是凭着餐车侍者的正确判断,给分类安排在这里的。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意大利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剔牙齿。他对面是个瘦小、端正的英国人,他有着一张受过良好训练的佣人的脸。英国人旁边是个大个人美国人,穿着一件花哨俗气的西装──可能是个旅行推销员。
“你一定会会大大成功。”他带着很重的鼻音说着。
意大利人拔出牙签,以便捏着它随意地做手势。
“当然,”他说,“那这(只)是我说的时间问体(题)。”
英国人朝窗外看着,一边还在咳嗽。
波洛的目光继续扫过去。
一张小餐桌旁,笔挺地坐着一位他从未见过的最最难看的老太太。特别的难看──与其说使人讨厌,不如说令人迷惑。她笔挺地坐着。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珍珠,看上去似乎不大可能是真的。她的两手戴满戒指。黑貂皮外套向后推在肩上。
一顶小小的、昂贵的黑色无边帽,和宁下面的那张焦黄的、癞蛤蟆似的脸,极不相配,显得十分难看。
她正用一种清晰的、文雅的,然而十足专横的语调,在和餐车侍者讲话。
“你应该十分厚道,在我的房间里放一瓶矿泉水和一大杯柑桔汁。你还得作好安排,今天的晚饭我要清炖小鸡──另外要一点清蒸鱼。”
侍者恭恭敬敬地回答说:“一定照办。”
她庄重地稍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她的目光和波洛的相遇,她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贵妇人的冷漠,在他的身上扫了一眼。
“那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鲍克先生低声说,“她是个俄国人。她的丈夫在革命前把一切都变卖成现款,拿到国外投资。他非常有钱。是个世界主义者。”
波洛点点头,他已经听说过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
“她是个知名人物,”鲍克先生说,“丑得简直叫人恶心,可她还要使自己引人注目。你有同感吗?”
波洛表示同意。
另一张大餐桌旁坐着玛丽·德贝汉和另外两个女人。其中有一个身材修长的中年妇女,穿着方格子的宽大短外套和花呢的裙子。她有一头极不相称地梳成一只大面包似的淡黄卷发,戴着眼镜,还有一张长长的、温柔和蔼的、活象绵羊的脸。她正在听第三个女人讲话。那是个矮胖、笑容满面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正用一种缓慢、清晰的平淡语调讲着,那语调,没有一点表明要停下来吸口气或者稍作停顿的迹象。
“……因此我的女儿说了,‘嗨,’她说,‘你就是没法在这个国家采用美国的方法。懒惰正是这儿的人的本性。’她说,‘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儿干劲。’可是当了解到我们在那儿的学校正在做的工作,你还是会感到惊奇。他们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认为,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了。我们应该实现我们西方的理想,教导东方承认这些理想。我的女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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