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位不知名的人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文物,放进一个手提的旧布包,选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通道,慢悠悠地离去。不多久,他已坐在房间里,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着文物出神。他的思绪飘在遥远的年代,爱怜万分地盘旋在艺术家的手指和心灵中间。多年下来,历史、文化、书画、器物已与他魂魄与共,他的眼睛已能发现那些最让人震颤的细节,他会暗自狂喜,也会深长叹息。他愿意关紧房门,在物我两忘中为艺术输送进自己的血液,然后,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一些人,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响了,传来他低缓的声音。
他年轻时也上山下乡,来到边疆,来到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沙漠深处。后来又孤独地流浪万里,直到改革开放,他时来运转,成功地创办了企业,先在国内,后在欧洲。但是,正当他的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心底的文化欲望再也压抑不住了,毅然关闭了旗下的全部企业,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文物字画鉴赏生涯。
我到过他家,发现书画器物在他那里,不是财富更不是奴隶,而是客人。小心翼翼地善待这些贵客,亲自写文章揭示它们的价值,也允许客人们走动,而不严锁密守,在他看来,让它们流散在无知的瓦砾中是一种埋没,让它们紧闭在私人的暗仓中也是一种埋没。
一年又一年,他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又出版了专著,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言权,已不在一个专家之下。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报刊,都在期待和争夺他的文章,而他对于文坛,却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像他这样身处文坛之外的“文化陌生人”越来越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上指名道姓地写过,一位公司董事长写的散文集,水平绝不低于获奖散文作家,几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史研究高度,会使大学教师汗颜,甚至几位高层经济官员在西方音乐戏剧上的鉴赏力,也不在专业批评家之下。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企图混迹文坛,加入某个协会,参加某次座谈,或得个什么大奖。这对至今还自以为是的文坛,不知意味着什么?
就我的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坛对他陌生,他对文坛也陌生。他经常惊讶而气忿地向我提出种种有关文坛的问题,有时也准备写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陷无聊。对他这么一个要么中止、要么高效的人来说,太知道无聊是什么。我劝他,文坛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这与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没有关系。你还是沉浸到汉唐遗韵、明清风采中去吧,过一阵,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么好消息,我再告诉你。
——读《亦孚藏品》
世纪之辩
本世纪很不平静,战乱多,变革多,因此辩论也多。有不少辩论,在驱除谬误、开发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辩论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早就设定结局的批判,一种居高临下的宣讲,一种不要仲裁也无法仲裁的混战。
在无序的环境中,那些自以为最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谎言和恶语,使人们更害怕辩论。“何以息谤?”曰“无辩”。但在无数善良人的讷言无辩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理性被蒙尘。
即便是许多正派的学者,由于缺少正常辩论的训练,立论时也很少考虑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种思路,只能正面阐述,无法应付驳难,甚至一遇到驳难就以为有人作梗,顿起意气,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种科学而正常的辩论演示,这种演示中,有平均的机会,有公正的裁判。辩题的观点和立场只作为一种抽签而得的话题,围绕着话题而衍发出来的逻辑力量、心理素质、平等意识、共处观念、临危风度、应时智慧等等,却是更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居然有亿万电视观众在观看这么一种辩论,不是像中国先秦纵横家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雄辩家那样具有深刻的哲学目的,而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公平地在对手面前阐述自己观点的程序和方法,这是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难于想象的。
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认识的教授要去参加一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教授夫人一听“答辩”两字就大惊失色,因为这位教授就是因为当初多“辩”了几句而蒙罪数十年之久的。夫人大声叮嘱:“千万别再去辩了!千万别再去辩了!”
教授夫人的喊声犹在耳侧,而今天,有没有能力参与正常的辩论,已成为判别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标志。
时间过得真快。
——读《世纪之辩》
秋千架(代后记)
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四年,忙了两年,近三个月,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五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嗬,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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