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22部分（第1页）

这实在像一则寓言，但居然是真的。

从天津到山海关铁路上的一四二号大桥，是一座既有历史价值，又保持着现实功能的备用铁路大桥，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一大群人开着大吊车、举着气割机前来拆卸，一派热气腾腾的施工景象。人多力量大，没过多久，第三孔右侧横梁已经拆落在地。

这天正好有一位管铁路的干部乘汽车经过这里，偶然看到这个拆卸现场心里有点纳闷：这等大事我怎么一点不知道？打电话到单位一问，别人也茫然不知。于是派人去追查，追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一个无业游民已经以大无畏的主人翁气概，把这座铁路大桥当作废钢铁卖掉了！

这个无业游民，在百无聊赖中想赚点钱用用，听说国内钢材走俏，就到处找钢材，一不小心看到了这座铁路大桥。要打这么大的主意简直难于上青天，但他眼珠一转却看到了一条可钻的缝隙。简单说来，他找到一家与法院有瓜葛的小公司，又找到一家与铁路局有瓜葛的小公司，都对两边说，对方要拆卖一座报废的铁路大桥，寻求合作，报酬可观。两方都被对方公司的背景所迷惑，深信不疑，出具证明，加盖公章，而游走其间的指挥者就是这个无业游民。

本来，他是想多少骗到一点预付的钢材款就溜之大吉的，根本没想过真的去拆桥。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失算了，大家都在等钢材，理所当然地快速向大桥扑去。这个骗子被捕后在审问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察问他为什么笑，他说：“真没想到那伙傻子居然真去把桥拆了！”

我想，当警察走后，他在拘留室里也许还会把自己嘲笑一通：“真没想到这个傻子闹了半天连一分钱也没骗到！”

人们容易发现一目了然的小偷小盗，而对于一个分解开来的巨大骗局，却很难在各个局部上发现，反而会在实利的诱惑下八方用力，把荒唐推向更大的荒唐。

利用这种心理防范的盲区，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成一两件大事。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只有防止被分解，才能防止被盗卖。明乎此，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最强调的只有一点：整体，整体！这也是他们战胜鸡鸣狗盗之徒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样的明白人永远太少。因而不能不担心：实实在在的一座铁路大桥尚且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差一点被拆卖掉，那么，其它许多隐蔽乃至无形的文明成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我们大家都会把拆卸现场当作景观欣赏，欣赏那些吊车、气割机和如蚁的人群，有谁会产生怀疑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的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去做化学鉴定的时候，当有人借口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很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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