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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九篇评《公开信》编辑部文章的准备工作（1）

毛泽东说：苏共发表《公开信》，使我们得到解放，苏方指名道姓地公开论战，我们也指名道姓地公开论战

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用四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7月20日，*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全文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译为中文有三万三千多字，占了三个整版）。

同日，*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毛泽东在这个声明稿上加了一大段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双方的两个文件：“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6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作出像样的批判。老实说，这些人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像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听，我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以便把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文中所引两句诗，出自陶渊明的《移居两首》）

《人民日报》在发表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时加了一个两千多字的“编者按”，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采取了*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编者按”以战争与和平问题、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为例，对《公开信》的拙劣手法作了初步的揭露，接着指出：“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最后一句是毛主席审定“编者按”时改写的。）

7月21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结束，我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部署和指示，钓鱼台写作班子立即投入起草评论《公开信》文章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对于如何写好评论《公开信》的文章，非常重视，从我们开始着手起草工作时就给予了一系列指示，据吴冷西传达，包括以下一些内容：7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泽东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的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

8月初，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会，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他提出：一、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二、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三、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四、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账。五、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嘲讽，要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同志还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中的论点也加以综合研究，分类整理，逐一批判。写作中引经据典，要力求准确，不能有差错（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使别人驳不倒。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为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九篇评《公开信》编辑部文章的准备工作（2）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8号楼工作人员首先仔细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公开信》的全部内容及其手法，作了详细的分类摘录。现扼要介绍于后，以便人们了解苏共领导在《公开信》中究竟抛出了一些什么货色。

第一类，关于《公开信》在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历史事实方面扯了一些什么谎。其中主要的是：它不讲分歧是*一方同苏共一方的分歧，而讲“在以*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它回避中苏两党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而说是从1960年4月我们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开始的；它把1960年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党发动突然袭击，说成是对中国党“同志式的批评”；它歪曲1960年兄弟党会议的情况，说在会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它回避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专家、撕毁所有合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事实，反而说“*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苏贸易额在最近三年减少三分之一，成套设备提供减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它不承认苏共领导企图把他们的“总路线”强加于各兄弟党，反而说“*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它还挑拨欧洲人和亚洲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关系，影射中苏分歧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分歧。

第二类，关于《公开信》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和思想进行了哪些歪曲和攻击。其中主要的是：它说中国同志“不相信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它攻击“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说中国为了“尽快消灭帝国主义”，把亿万人民的死亡和一些国家从地球上消灭看作是“次要问题”，苏共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在数以亿计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文明的观点；它攻击中国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古巴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是“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它说中国同志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它说中国同志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以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它说“中国领导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实现*改革而斗争”，中国主张在没有革命形势下也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它说“中国领导人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针，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它还说“中国党本来完全赞成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但后来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传播者的角色”。

第三类，关于《公开信》如何解释和宣扬苏共二十大以来形成的总路线及其对当代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其中主要的是：它讲“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二十大”在制定国际共运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它把苏共提出的“共同路线”作了一些修补，归结为五个基本论点：（1）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2）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和巨大破坏力武器的出现，“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3）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4）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为建立民族*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5）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和“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评价的忠诚”。它说“在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受到锻炼的苏共不怕现代分裂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讦，不管这种攻讦是从哪里发出的”。

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针对《公开信》的许多谬论及其恶劣手法，写作班子初步拟定了一批文章的题目。同时广泛搜集和编写与这场大论战有关的大量正面和反面材料以及历史背景资料，进行仔细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要有“阅读几十万字材料写一二百字文章”的精神，在这个基础上，由写作班子成员负责、由助理工作人员参加，分头着手进行这批文章的起草工作。

从1963年7月到1964年10月，共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在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领导下，在*的亲自主持下，总共起草了九篇评《公开信》的文章，经毛泽东和中央审阅修改定稿，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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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宣布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领导职务（1）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共中央通过其驻华大使紧急通知*中央：今天苏共中央已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继任最高苏维埃主席。15日起，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事件，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的破产。至于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央采取静观的方针，决定现在暂不发表论战文章。

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

并同苏共新领导举行会谈。苏方表示：在同*分歧的问题上，

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

当时，为了了解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会有什么变化，毛泽东主张我们可主动向苏共提出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并决定由周总理任团长，贺龙元帅也一起去，到莫斯科进行“现场观察”。

11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并同苏共新领导进行了会谈，于11月14日回国。周恩来这次访苏期间，遇到几个重要情况：一是发生了苏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在招待宴会上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把赫鲁晓夫搞掉了。”（意在你们也应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中方当即对此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苏方解释为酒后失言。周恩来反驳说：不，这是酒后吐真言。二是周恩来在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方表示：在同*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苏方强调，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三是苏共新领导在会谈中表示，召开赫鲁晓夫规定的那个非法的26国筹备会议仍然有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会上作的报告中也强调“再一次召开兄弟*际会议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上述这些事实表明，苏共新领导是紧紧地关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中央开会研究了苏共新领导的动向。毛泽东指出，事实表明苏共领导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根本无从谈起，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一过我们就发表论战文章。据吴冷西说，毛主席在中央开会听取周总理谈我代表团访苏观感后饶有风趣地说，赫鲁晓夫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像我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用晏殊这一名句来形容苏共领导的境况。）

《红旗》杂志社论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主要观点在这期间，钓鱼台写作班子搜集和研究了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情况和各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评论，起草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搞，经多次修改，11月18日在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定稿，决定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于11月21日发表，《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这篇社论单讲赫鲁晓夫，不提苏共新领导。社论一上来就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笔者按：社论开头的这两句断语，实际上是借赫鲁晓夫下台这件事给当时那场大论战的性质及其结果作了总结，也就是说，把这场论战看作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列宁主义者同以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赫鲁晓夫的下台则表明*列宁主义者在论战中获得胜利。然而，现在看来，这个论断过于简单化了。正如*同志在1989年的一次讲话中所指出的，*去世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主义，没有搞清楚。双方在激烈的争论中，都讲了许多空话。经过这场大论战，谁也没有说服谁，谁也没有压倒谁，结果是导致整个国际共运的大分裂，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谈不上哪个方面获得胜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苏共中央宣布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领导职务（2）

社论接着说，在*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人们尽可以举出千万条原因说明赫鲁晓夫的垮台，但是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社论列举赫鲁晓夫12项罪状之后写道：“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社论没有点苏共新领导的名，但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为赫鲁晓夫招魂，希望事情仍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从发表这篇社论的那天（11月21日）起，《人民日报》陆续转载印尼、秘鲁、日本、法、意、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评论，直到1965年1月底。同时，我们也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和《真理报》社论。

1964年11月26日，*中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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