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指挥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余人遭到逮捕,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各大军区的现职司令员中,竟然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捕。
可以这样说,肃反差不多“清”光了苏联红军的原有军官阶层,指挥系统因此瘫掉了一半,部队战斗力也急剧下降。
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23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19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19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门罕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门罕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23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门罕。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门罕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第一次接触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23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23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23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门罕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门罕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门罕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门罕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23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门罕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门罕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门罕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来者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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