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内特有个熟人是老印刷工,这是个假支票制造大王。比如说你只要将大都会煤炭公司或约翰·汉考克保险公司等商号的支票给他看一看,他就能在24小时内印制其复制件。另外他还可印出假驾驶执照让我们在兑现这种支票时当证件用。
这件事确实很简单。我们让这个老印刷工断断续续印制各种商号的支票。我们在自己的汽车的行李箱里放有全州的电话号码簿。我们需要用它们找出我们打算填在驾驶执照上的名字。这种名字必须取自我们打算行动的地区。除此之外,我们行李箱中还有一台支票签发机和一台打字机。每天我们都带上这些东西到州的另一个地区,使此地区到处是假支票。有时我们转向超级市场与百货公司,但大多数是转向银行。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华尔街第一国家银行。那里所有的人都绝对无可指摘,但是在我们看来却都是十足的笨蛋。在我们与这个银行搭上线之前,我们带20块钱到另一银行弄到一张真的付款单,然后我就直奔第一国家银行。
首先我到出纳窗口。里面的小妞非常漂亮,我将付款单交给她,请她付款。“您有证件吗?”她问道。我没有证件,但我清楚地知道她接下去会怎么办。“您必须去找经理”,她说着,同时指着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期望她打发我去找经理,并且看到我与他谈话。
我走到经理处。“能否请您让我将它兑现了?”我问。他要证件,我掏出我的驾驶执照和另外几个证件。他拿这些证件看了,咧开笑嘴,在付款单上签了他的姓和名的首字母。我在他那里停留了好几分钟,女出纳员看到我与他说话,也知道我已得到他的同意。我等到她在忙时走向另一女出纳员的窗口。在那里我淘出一张10元的票子请她换零钱。我这样干,目的是让经理看见我在窗口,他心想我可能正在将他认可的付款单兑现。在这个期间我已将那张付款单塞进了口袋。
拿到零钱后我走出银行,带着这张付款单奔回我与塞里诺住的旅馆。我们拿一块玻璃,将它放在灯罩上。玻璃上我放上这张付款单,付款单上再放上一张写有假名的4000元的支票。我们在这张支票上描上经理姓和名的首字母和假的校验号。在第二张支票上我们写上同样的名字和同样的数额,但却不写姓和名的首字母和校验号。
这时塞里诺看上去很有气派,他染了头发,穿着总是相当时髦。他看上去比每个真正的华尔街经纪人还要像华尔街经纪人。
他拿着这两张支票到银行,直奔出纳窗口。他掏出没有签字同意的那张支票,请女出纳员将它兑现。当然她叫他去找经理。在他走过去找经理时,他将这张支票塞进口袋,然后他在经理旁边坐下,因而女出纳员能看见这个情况。他这时向经理打听汽车贷款的钱数,为的是使向这里看的人能看到塞里诺坐在经理旁边时,经理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
塞里诺在他那里大约停留10分钟,感谢他的回答,而后走向出纳窗口。现在他将手伸进另一个口袋掏出我们已将经理姓和名字首字母描上的那张支票。他走到窗口将此支票递给小姐。她看了经理姓和名的首字母,心想她亲眼看到经理自己签上的。她将钱付给塞里诺,塞里诺就离开了。在我们决定再回马萨诸塞州干之前,我们耍这个把戏在这家银行的四个或五个分行已窃取了20000多元。
马萨诸塞州更换驾驶执照,使我们的打算落了空。它成功了,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迫切需要驾驶执照,但没有人能为我们弄到。就是假的也买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可是有一天当我和贾德在一道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贾德,”我说,“走,我们去驾驶执照签发所。”
“我进里面去,”我说,“我脱下外套,把衬衣袖子高高卷起,就好象我在这个机关工作一样。我要去看看我能否偷到一箱新驾驶执照。”
贾德心想我大概是疯了,但是我还是去了这个所。我对被我撞见的那第一个标致女子说:“您知道吗?我是新来的。我的头头吩咐我,叫我来取一箱驾驶执照。您能告诉我,我能在几楼拿到?”这个甜妞睫毛都没动一下。“在二楼,档案室后面。”她说到。
于是我到了那里。我耳朵上夹着一枝铅笔,大摇大摆走进办公室。一个汉子坐在写字台后,我从一块小牌牌上看到了他的姓名。好象这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名:埃迪。
我走向写字台,对他欠了一下身。“喀,埃迪,”我说,“约翰派我上楼来,叫我取一箱驾驶执照。驾驶执照在哪儿?”他连头也没抬,也根本没有问一声约翰是谁。他答道:“在那边角落里。”
我走过去拿了一箱(这箱中装有1000本驾驶执照),吹着口哨从写字台旁经过。“非常感谢,埃迪。”我说着走出这间房间。我生平从未见过这个家伙,他对我也同样一点不知道;可是我却带着一箱驾驶执照离开了波士顿拿骚街的这栋大楼。我们让人刻了州印的橡皮图章,一件非常好的复制品,我们立即着手干。这极为有利可图。这些驾驶执照我们不需要用来兑现假支票,而我把它们拿来每本卖50元。每人都想要一本,好象它们是金子做的。
想到酒吧去寻欢作乐的时髦女郎买它,驾驶执照被吊销的男人被它吸引,需要证件的黑手党徒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去。
1958年7月3日,我们又从马萨诸塞州到纽约的一些银行和百货公司窃取了50多万。
波士顿市里有少数赌馆与黑手党无关,但大多数由黑手党徒领导或保护。不得到这种庇护,根本不能在波士顿北区或东区开赌馆。可是他们所得到的绝大部分庇护纯粹是扯谈。它只是从每次赌博中取得一份的一种手段。这个时候唯一真正受到保护的掷塞子赌窝只有“大苹果”一家。赌徒直接到给他们指定的饭店,再由汽车将他们送到规定的那个星期开赌的地方去。这种聚赌谁也不敢碰,包括警察与歹徒在内。
那是1959年,当时我颇有点晕头转向。只要能尽快捞到钱,我什么都可以去干。达迪耶科打电话给我,说他和穆斯托内、贾德、塞里诺想要去袭击一群赌徒,让我也同去。为什么不去?我自忖。在好些赌博中我已输了一大堆钱。最后时刻贾德与塞里诺没有到场,穆斯托内带来达迪那科的堂史弟宾吉作为替补。宾吉后来在纵火时丧生。他是在与另外几个黑手党纵火烧一个赌窝时,被火烧死的。警察用了两个星期时间才验明他的身份。
尽管这种聚赌每个星期都换个地方,但是对于一个流氓来讲,弄清他们在何处赌并不太难。有一次,达迪科听到了某处聚赌的风声,他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抢劫机会。我们中没一个人过问和关心这次赌博是否受到保护。我们只急切渴望钱。这样我们就冲进了简陋的小木屋将桌上的钱全部集中到一起,并强迫所有的人脱得一丝不挂。这非常滑稽。他们全都站在那里发抖,我们搜遍他们的口袋找钱。我们总共拿了好几千块钱、而且我们溜走时还带走了他们的衣服。所以,他们不可能跟踪我们。
我们发现,这是个绝妙的办法。当然我们也曾将长统袜套在头上,使得他们看不出我们的脸。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我们对赌博进行了12次抢劫,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其中至少有两次,我们都抢到了25000块。
7。4破产买卖和保护行当
有一天,小袋鼠(波士顿著名赛马经纪人大约瑟夫·帕拉迪诺之子)带着一个想法来找我。他想要参与破产买卖。他说,他认识一个名叫皮尔格林·托马西诺的犹太人。此人在策划破产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破产在新英格兰地区是一宗大买卖。黑手党每年靠它挣得数百万,而警察要证实谁做了手脚却极端困难。各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可我们都是这样办的;即首先找到一个信誉很好和没有前科的人,由他出面。这并不象您可能想象的那么难。
人们都贪得无厌,特别是生意人,只要有机会飞快赚钱,他们就加我们在纵火前搬出卖掉玩具的钱。我们通过设在里维尔的窝赃仓库——阿瑟农场来出售玩具。它不是真正的农场,而是出售黑手党盗窃货物的路边堆栈。每个人(包括警察、政界人员、黑手党徒)都在那里采购。警察根本不过问,因为黑手党已经控制了里维尔。
我的副头领塔梅莱奥从拍卖中心一事中挣得6000元。我总是从我所得的总数中分一部分给他,头领帕特阿卡再从他那里提取自己的份额。在大约3年时间内,小袋鼠、我以及几个亲戚大约制造了6次大的破产。我们骗取保险公司和厂主的钱有500多万,每件事中塔梅莱奥都得到他的分额,有几次不少于10万。
如果你与黑手党合伙干,这是常规。头头们从你所干的一切中取得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你可得到他们的保护和保证不会有其他黑手党徒来插手。小袋鼠终于因一次纵火而被捕。我在这一事中挣了45000元,但却没有遭逮捕。对小袋鼠的起诉后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因而保险公司不得不付钱。
博伊尔大街周围的整个地带,对我们来讲都是金矿。我们在一些男女服装店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获利,而他们并不改变其安全保卫措施。1960年夏的两三个月内在这个地带我们想必捞到了100多万,而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被抓。我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甩在赛马场上了。可是,绝大部分钱归了塔梅莱奥,他再用我给他的货赚了大量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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