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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第1页）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九十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九十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陈云称为“负总的责任”），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二十八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开始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党史上的一个奇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显灵”。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洽，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9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人同属党内留过洋的人。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思想高远，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和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但是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正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了。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展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展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准。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而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却任东北局的副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

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做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躁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

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哪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毛已经摆出“帝王”架势，对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可见在毛的眼里，张一无是处，而且还总记着他的老账，他也是强为隐忍。

从1938年到1958年，这20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是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管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这也应了毛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张远离“庙堂”，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毛怎样地看他、待他、压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们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对这个天子身边的人也敢不敬。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啊，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毛所好，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时正好彭德怀有一封信，认为中央的错误检讨得还不够彻底，毛就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抓住彭德怀这个典型，上纲上线，转而大批右倾了。这种轻率的转向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已经露头。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眼见会议就要收场，他加紧准备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他！”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毛主席说要敢提意见，不要怕杀头，但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不要紧，被共产党杀要遗臭万年的。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革”一起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违心地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正像谭嗣同所说：“变法总得有人流血，就让我来做流血第一人吧！”二十年来，他的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八千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做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窸窸窣窣，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这还不够，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批评、质问、讽刺、挖苦、戏谑，洋洋洒洒，玩弄于股掌，溢于纸表：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净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以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激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呼？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也用此信，达我困忧。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他天真了，何必依理来驳呢，只需一根棍子打来就是！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毛还是不依不饶，又怀疑他里通外国，大会小会穷追猛打，非得逼出一个具体的反党组织和反党计划。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

“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

延水叮咚犹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拂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他几次求见毛，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

留得光辉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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