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别人的事情
而是我们自己的
摘掉排便袋之前,孩子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而且是相同的噩梦。在梦中,怪物不停地追赶着她与其他小朋友。最后,虽然其他小朋友都逃过了一劫,但她却被怪物无情地抓走了。
有一天孩子问我:
“爸爸,那个坏叔叔被判了多少年?”
判刑,对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即便这样,她还是一直追问我关于那个人的消息。由此我清楚地认识到,孩子心中的恐惧其实并没有消散。
“他被判了12年,所以还要在监狱中待上十多年才能出来。”
“切!”
这是孩子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并不是,这是一种恐惧。
“不是还有10年?”
“总之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强大起来。”
这种心情又是谁能了解的呢?是为人父为人母的我们所能了解的吗?孩子究竟是有多么恐惧,才会从现在起就开始担心那个人的出狱呢?
12年,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但对我的孩子娜英来说却是一段必须让自己强大到足以自保的炼狱时间。如果那个人能够被判得更长一些,是不是孩子的心理压力就会相应地减少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心中的恐惧又会不会愈发地强烈起来?比如1年后,孩子会不会焦虑地想到“只剩下9年了”?所以对于行凶者,比起“只剩下9年了”这样的从轻处理,是不是“还有好多年!”这样的从严量刑反而更合适一些?
“虽然爸爸很无能,但爸爸保证一定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且爸爸也会倾尽全力地阻止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小朋友身上发生。”
我是一名平凡的父亲。这是我与孩子的约定。虽然我也曾想过诸如“如果时间可以倒退”这样的事情,但显然这并不可能。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孩子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娜英受到了性侵犯。而且这一伤害始终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她问我“什么是性侵犯”。从低年级小学生的嘴里竟然出现了“性侵犯”这样的词语,伤心的我强压下心中的愤怒与痛苦回答道:
“因为那个坏叔叔是男生,而你是女生。所以叫作性侵犯。”
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孩子终究会问到。虽然设想了无数次,但现实依旧使我感到很无力。
事后,娜英认识了一位刑警姐姐。娜英很喜欢这位姐姐,大概是因为刑警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吧。当然周边人给予的温暖也给了她很大的勇气。
然而除了温暖之外,仍然有很多令人感到愤慨的事情。由于孩子的精神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所以我找到了孩子的主治医师咨询,但主治医师却推卸说自己只负责诊断,并不负责治疗。
“您是在给我的孩子进行治疗吗?”
“不是。”
“您竟然说不是?”
“我只是负责诊断,并不负责治疗。”
对于医生竟然把我的孩子作为临床观察对象的行为,我表示震惊。所以在那之后,我走访了很多其他医疗机构。因为我始终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相信只要是父亲,都会像我这样做。
这其中除了私营机构外,还包括很多政府支援机构,然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大多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我就这样每天奔走在各个城市努力搜寻着这些医疗机构,这令我感到实在可笑,因为这些以治疗为目的而设置的医疗机构,又有多少是真的在为病人进行治疗呢?治疗只不过是他们的招牌,而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国家的补助而已。
所以每到一处都会受到这样的警告:我们会向国家申请治疗费用,所以你不能再去其他地方接受治疗,但真正的治疗两周才有一次。两周一次,就算是抑郁症还需要一周一次,而他们却说像我孩子这样的情况只需要两周一次,真是令人愤怒!
利用孩子、利用我们家庭的伤痛来填饱自己肚子的这些人,真是令人作呕!
最后我将孩子托付给了首尔向日葵儿童中心。在无数以权谋私的机构当中,这是唯一一家真正为了孩子着想的机构。之所以要将名字讲出来,是为了那些和我们经历一样痛苦的家庭们。
但这里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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