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
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迟早能到。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耗于五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佚。到了后来骄奢无度又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尽管有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应天下。
这种状态,怎么缔造得了一个大唐?
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旷野之力,也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创建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如果它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二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
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纪后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表明已经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而进入中华正统,史称北魏。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最明显的问题是:汉族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规则来任意驱使。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革,让中原沃土废耕为牧,一起走回原始时代;要么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在他们自己内部,当然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范心理,一次次变成野蛮的凶杀。有些在他们那里做官的汉人也死得很惨,如崔浩。但是,天佑鲜卑,天佑北魏,天佑中华,这条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终于通向了一个结论:汉化!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孝文帝拓跋宏发布了一系列属于文化范畴的严厉命令。
第一,把首都从山西大同(平城)南迁到河南洛阳。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而所谓“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禁说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年长的官可以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三十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三,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
第四,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
第五,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单姓。
第六,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规定由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士族结亲。
……
这么多命令,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并没有人威逼他这么做,这确实太让人惊叹了。我认为,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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