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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后来戴笠坠机身亡，胡蝶去了香港，1982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逝世于温哥华，终年81岁。她生前出版了一部《胡蝶*》，与戴笠的这段关系她说了如下几句话：“关于这段生活，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旬，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短暂的，对于个人的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尽管胡蝶只字未提到戴笠，但戴笠玩弄和蹂躏包括胡蝶在内众多女性的劣迹，昭然若揭。

恶贯满盈，坠机戴山，尸体在“困雨沟”中浸泡了三天三夜。蒋介石亲自主持公祭、择下葬之处。各地军统特务收到五千多副挽联

1946年，戴笠在北平过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准备在布置好北平的工作后，赶到南京、上海，去见何应钦和胡蝶，然后在3月底之前赶回重庆，去主持军统每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

抗战胜利半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中，每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其中不乏陈立夫、陈果夫和李士珍等要人。戴笠对军统和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生怕蒋介石“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劝他以退为进，以出国考察为名，暂时避避风头，戴笠心中不由泛起了几分苦涩之味。

特工魔王——戴笠（14）

在离开北平的前一晚，他驱车到郑介民的居所，就东北方面的问题、军统局各个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都作了详细地交代。郑介民一向对这些繁琐的具体事务不耐烦，摆手说：“我不要同你谈这些事情！”戴笠非常严肃地说：“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你要准备担负全部的工作，必须知道全部情况。”说着，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有关事务，包括若是政府不管军统之人，以军统的财产也可以解决遗眷等问题。郑介民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戴笠当时的语气十分反常，就像是临终之人交代后事一样。

第二天，戴笠在离开北平到天津之前，与他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部下王蒲臣要率部下赴机场为戴笠送行，戴笠坚持不要王蒲臣送他，但一向听从戴笠命令的王蒲臣表现得十分固执，非要送行不可，戴笠最后只好同意。临上飞机前，两人道别，戴笠紧紧地握住王蒲臣的双手，半晌没有松开，戴笠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行了，下不为例！”王蒲臣听得稀里糊涂，回答说：“好，好，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竟然没有想到“一语成谶”，王蒲臣真的是最后一次为戴笠送行了。

17日，戴笠带着一行随从准备从青岛登机飞往宁沪。当时青岛天气不好，烟雨凄迷，送行之人劝戴笠改天再走，但戴笠坚持要走，他说：“我已报告了校长，18日一定赶回重庆。今天一定要赶到南京或者上海。”机场工作人员报告说：“上海天气条件恶劣，南京的天气还好。”戴笠就让机场人员多给飞机备点汽油，万一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往南京，先去见何应钦，再往上海与胡蝶相聚。

飞机先到达上海上空，但是由于雨大云厚，无法降落，飞机又飞往南京，南京的天气状况同样恶劣，机场方面命令飞机改飞别处，但是，222号飞机上的飞行员说，戴笠坚持要在南京机场着陆，让机场做好准备。从那以后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18日，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端与跟随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等人乘车沿京芜公路巡查，在江宁县板桥区打听到前几天有架飞机在左边山区撞山而坠。他们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戴山，当他们看到坠机现场的惨状，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据当地人讲，飞机撞山之后，油箱爆炸起火，在大雨中燃烧了一天一夜。贾金南四处寻找戴笠的遗骸，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烧得像黑炭一样，贾金南只好将每一个人的嘴掰开，查看牙齿，因为戴笠左边的臼齿上镶有六颗金牙。最后，他终于在半山腰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里，找到了戴笠被烧成黑炭的尸体。

当戴笠的死讯被证实后，南京、上海等地的大特务纷纷赶到出事地点，贾金南拖着戴笠的遗骸想搭乘那些大特务的车，竟然被他们断然拒绝。贾金南气得大哭，说：“戴先生，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待你，真是丧尽天良啊！”

戴笠很迷信，他修房建屋都要请人看风水，以至于军统里的大特务都相信阴阳命相一类的东西。因为戴笠“命中缺水”，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多的名字，如江汉清、沈沛霖、洪淼等，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是戴笠亲自拟定使用的。到了1945年底，戴笠外出公干，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不相信迷信，有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名字：高崇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毛人凤一时大意，也批准了。可是凑巧得很，戴笠不久就摔死在戴山之上，紧接着，军统也宣告结束改编，缩小了范围，势力大不如前，使得许多军统的高层特务都私下嘀咕：“就是那个化名取坏了！”

戴笠死后，蒋介石对失去这一得力干将，感到非常痛心，他冒着酷暑亲自在南京紫金山上为戴笠择好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嘱咐毛人凤一定要在午时下葬。6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公祭，痛呼：“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足见他们的“君臣之情”还是颇深的。由于“特工王”戴笠当时的影响太大，公祭活动以来，各地军统收集到的挽联就达五千多副，其中尤以大律师章士钊的挽联最为让人叹服。此联用“春秋笔法”，十分贴切地概括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一时间被四处传颂，称为佳作。此联为：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中统掌门——徐恩曾（1）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7年加入CC集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处长。中统局副局长、代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月被免去本兼各职。1985年在台湾去世。

送礼跑官，硕士“跳槽”搞特工。倚仗“二陈”，上蹿下跳，处心积虑挤走叶秀峰，终于抢到“调查科长”的肥肉

徐恩曾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又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学的专业是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回国后奉命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并当上了电台主任。

一天，徐恩曾手提大包小包礼物，来到了表兄陈果夫家中。

陈果夫比徐恩曾大四岁，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正在院子里观赏花木，见徐恩曾登门拜望，连声说：“可均（徐恩曾字），你怎么一大早来了？快进屋里坐。”

寒暄过后，徐恩曾开门见山地说：“果兄，我想换个单位，到你的中央组织部工作怎么样？”

陈果夫哈哈大笑，说：“可均，你在美国苦学多年，掌握了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学贯中西，多少人都羡慕你呀！到组织部来当个干事，做做一般的行政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埋没了你这个人才。”

徐恩曾见陈果夫不肯帮忙，只得求助于陈立夫。

经过陈立夫的一番活动，徐恩曾顺利调入中央组织部当了总务科长。时为1930年，徐恩曾34岁。

中央组织部下设处、科、股。论职务，徐恩曾比表弟陈立夫还低两级。但他并不因此而心里不平衡，相反，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得十分出色，凡是“果兄”、“立弟”交办的事，不论巨细，都迅速办妥。平时对“二陈”非常恭顺，即使是表弟陈立夫，他也主动为他开车门，扶他上下车。旁人见此情景，在背后议论纷纷，但徐恩曾照样我行我素。

徐恩曾虽为总务科长，但对同在中央组织部里的党务调查科的内部工作却不知情，总感到它很神秘，鬼鬼祟祟的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该科科长吴大钧是浙江老乡，与他还是留美同学。徐恩曾就和他套近乎，逐渐弄清了党务调查科原来是搞特务工作，它的任务是侦查共产党和反蒋派的内幕，活动范围很广，权也很大。这使嗜权如命的徐恩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往。他决定把党务调查科科长这块肥肉搞到手。

继吴大钧任调查科科长的是叶秀峰，此人和陈立夫同岁，两人是南洋大学矿冶系的同班同学，又都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同获硕士学位。可是眼下他的职务却比陈立夫要低得多。生性好强的叶秀峰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工作中就常和陈立夫顶顶撞撞。徐恩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喜。他竭力想取而代之，就常在陈立夫面前说叶秀峰的坏话，进行挑拨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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