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焦躁。
需要补充的是,蝗虫渡河的方式,这在父亲的回忆与叙述之外。几年之前,我曾到黄河的滩区小住,十几里宽阔的河面,在夕阳和我的眼目中混沌流下。黄河带着红色,像是烧起了,我想到了灼热的文森特。凡高的线条,在凡高的笔触与眼中,星空是旋转的,麦田是旋转的,甚至乌鸦、农鞋、太阳、马铃薯也是旋转的。我忽然悟到,这里面沉浮着一种呼唤,是灵魂呼唤着灵魂,生命迢递着生命,整个黄河燃起来的时候,充斥着、回旋着、奔跃着向前呼唤的时候,一个年过七旬的老艄工向我叙说了一九四二年的蝗虫。
蝗虫是在早晨齐集在对岸的,如土石如方木砌在那里;青青无定的蝗虫翅膀是不能搏击飞越黄河的。它们在半空羽翅就累乏了,收拢了,如雨霰霏霏坠在河面上,没有呻唤,没有哀鸣,但日过午时,情形实有改观,大河里浮荡的树叶上枯枝上,渡河人的木船上,都匍匐着一层层匝匝的蝗虫,河西的麦子和树叶已在它们的攒击咀嚼下,消化了,它们听到了鲁西平原深处的呼唤,它们充斥着怒鸣着,又拥挤着去寻找新的生路。
我们不能不佩服蝗虫的生命伟大和团结,老船工坐在燃烧的夕阳下向我叙说蝗虫过河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单一的渡河方式失败了,蝗虫们开始自觉地纠合,互相厮咬着尾部,胶结着翅膀像皮球像石磙,只一刹,河的对岸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的皮球与生命的石磙,它们首首尾尾滚下河滩扑进河里,做最后的冲击。这时,黄河仿佛不流了,赤浊的水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河此刻全部变成了那片激动的青青无定的颜色,那些生命的球,有的刚到中流就解体了,抑或是体积愈来愈小,等到了这岸,圆圆的球变成了一坨馒头或小小巴掌,涉河到岸的百不存一,一连三日,无数的球体滚滚从对岸到此岸,向有炊烟和庄稼的地方进发。
蝗虫又一次和人类较量,又一次走向了历史的纵深处,史书的一个页码。我想起了法人都德在《磨坊书简》中描写的那些可怕的蝗虫到来的场面,人们拿棍棒、叉子、连枷,以及铜锅、圆盆、煨罐,有的吹海螺,有的吹猎号,据说只要掀起一种巨大的响声,强烈地振动空气,就足以赶走蝗虫,阻止它们降落,然而,它们还是来了:
“在热气蒸腾的天空中,但见一朵云从天际向这边移动,黄澄澄的,密密麻麻的,看去像是一片由冰粒凝成的云。还挟带着狂风咆哮在万木丛中的吼声。这就是蝗虫,它们彼此间互相依傍,凭着它们伸开的干燥的翅膀,成群结队地飞翔,尽管我们大声吼叫,作出种种努力,但这块白云总是继续前进,在地面上撒下一大片阴影。顷刻间,这片云早已飞临我们头顶上了;不过一秒钟,它们边缘出现了一根线条,一道裂缝。犹如初春时节骤然而来的雨滴,其中若干支已经分散开来,一只只看得很清楚,全是红黄的;紧接着,整块云爆裂开了,一阵由昆虫组成的冰雹哗啦哗啦地倾盆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布满了蝗虫,全是粗壮的蝗虫,大到有如指头。” 。 想看书来
回忆蝗虫(3)
父亲还是在焦记肉铺里,平原上的人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蝗虫束手无策。
关地庙、土地庙、娘娘庙,凡是有神灵泥塑的地方,必有香烛袅绕,村庄里有人在地边燃起篝火,有人在地边掘起大坑,最终屠杀得精疲力竭,杀得愈厉害,蝗虫也愈多。
保长的锣声响在村镇上,不知什么时候,人们盖起了一个几块砖的小庙,曰:蚂蚱庙,供奉起来一个和蔼慈眉的老头,称为蚂蚱爷。锣声响过了,人们到蚂蚱庙敬神灵去了,乌压压的人们用膝盖接触大地,向神灵讨救。
平原里的人们凭着他们悠长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凭着理喻不清的直觉和想当然,他们坚定地信服这和日本人有关,时当一九四二年,平原上还耸有许多日本人的炮楼。可不能小觑了天意,日本人来啦,蝗虫也来啦,来啦就来啦,不能杀,只能敬,平原上的人们又一次陷入了生存的困顿和迷茫。
一连三日,鲁西平原上不见炊烟,一揭锅盖,蝗虫便充满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炒锅、饭碗、水瓢。
冬储的粮食用尽了,麦子在黄熟的前奏中被蝗虫扫荡殆空,大批的饥民从河的彼岸向鲁西涌来。在一个冬夜,我曾在父亲的脚边听他说过一件事,在本地人吃东西稍不注意的目光下,饥民会把你手中的食物一抓而去,你追赶他扭打他唾骂他,他一如既往地跑,在逐奔的过程中,他把馍头塞进口里,抑或一下一下往上面唾唾液抹鼻涕。然后站下,把沾着他温度和液体的食物还你,你只好无可奈何了。人一旦还原到和动物一样,在感觉里只有一片饥饿,那时他的灵魂里只会投下阴影、仇恨。惟利是图而丧失尊贵和地位,也就没有朴素和自尊而言了。许多年轻的女人留下来了。一篮馍头,一袋谷子和几个铜板就可换回可以生殖的女人,延续烟火,而她的男人或父兄还千恩万谢感激你把她们收留了。
我的堂嫂那时才八个月,被她的父亲抛在了马村集的街面上,上面放着一个沾满芝麻的烧饼,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有几只狗逡巡她光顾她,最后黄昏里家家掌灯的时候被一户稍有储蓄的人家抱走了。七十年代(相隔三十年)她的几个长兄涉河而来找她寻她,找到了马村集找到了什集,兄长立在檐下,堂嫂死活不认兄长,她说,你们饿不死,为何独独把我抛弃?
写到这里,我要接触最是触痛父亲心里的一件事,蝗虫飞走了。但它们留下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惨象,没有了一片树叶,没有了一株麦子,树的种类:榆树、槐树只能从一些光秃秃的枝桠和姿态加以辨认,没有生气,没有麦子飘动,而麦子却是土地的标志和生命。蝗虫去了,父亲仍是随着师傅做活,他一直对他的师傅奉若神明,然而一天夜里,他去汤锅上送柴,杀了驴剥了皮,大块大块的驴肉就放在大锅里,下面架上木柴,煮。最后配料,这是学徒不能知晓的秘方,这个时候,学徒不能走近汤锅,父亲的活就是不停地搬送木柴,父亲说,你很难想像那煮驴的铁锅有多大,两个有生命的驴子可以直直停在里面。
事情就发生在蝗虫过去的那几天夜里,看锅的师傅吃酒醺睡,他把作料一一制好,吩嘱父亲子时放到锅里,子时以前只要文火不要急柴。父亲坐在灶前木墩上,不敢有半点怠懈,锅里的肉味不断地飘出来,使父亲有点意识迷乱。
过了半夜,父亲的眼睑开始沉坠,就站在锅边,迷迷怔怔地把作料一把把掷进沸腾的汤锅,蓦然他像听见火焰中有嘤嘤的女人的低泣,揉揉眼,仄耳细听,只是木柴的咔咔声,这时,他看见了两条人的大腿在一团团的水汽里吱吱地响着,确然,有很长时间父亲忘记了困倦。
父亲说,尝过人肉的食客常会无缘无故地干咳,蝗虫过后,人们觉到焦家驴肉香得格外特别,那时饿毙仆地的河西人在村街上沟路旁比比林林,有的土掩了,有的被乌鸦啄去,我总怀疑那两条人腿的真实,然而父亲故去了,我总忆得他床前茫然的目光,一片怆然。
烹食人肉,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长项,史不绝书,《通鉴纪事本末》中曾载:“建元八年,五月,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宫人被食净。”在历史上,女人特别的不幸,仿佛被戮被杀和被吃,都是女人的义务,同一书中载:“(后汉隐帝乾祜二年五月)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奴万人,如羊豕法。”
而一日,我翻检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的《如是我闻》,有一记载,不只洒满耻辱血泪,也包孕着可歌可泣的愚昧和可怕的文化桎梏:
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直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伏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客心悯恻倍价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弗色然曰:“感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若何遽轻薄也?”解衣掷地,仍*伏俎上,回复目受屠,屠者恨之,生割其股肉一脔,哀号而已,终无悔意。
历史上此种事件何其之多,罄竹难书,你感慨历史上的饥馑、蝗虫与灾年,你也唏嘘此妇人之刚烈愚氓可风,自《左传》自《国风》自浩浩皇皇的二十五史,竹帛的,纸页的,横竖排的蝗虫有多少?旱魅有多少?兵爨有多少?冤魂有多少?脚下的土壤埋藏得太厚太深,很多的东西像蝗虫来了又去了,令人一直无法弄得明晓。离开父亲回忆蝗虫的事已经好些日子,而今父亲故去了,我读到《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才悟,蝗虫不是可悲的,可悲的是历史频频出现的蝗虫一样麇集又像蝗虫一样斗狠撕扯肢腹,大嚼其肉的一些民族现象,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其中的谜障了。
父亲说过蝗虫的那一年,鲁西平原上突然多了一些眼睛亮耳朵听不见东西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
无望的正义(1)
一
慰安妇?我说是屈辱的*。越过五十年的屈辱,她们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七日、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站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她们以日本国为被告。
第一次的原告是: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陈林桃
第二次的原告是:郭喜翠、侯巧莲
这些女人的名字是最普通的中国常见的符号,里面的秀字、喜字、巧字、香字、翠字,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唐朝、宋朝女人都有这些字了,这里埋藏的是父母对女儿明天的祈愿,或者是对心底的质地和女红的追求?中国人对女性最好的评价是“心灵手巧”,这样女儿出嫁后,在婆家能赢得地位和尊重。
而名字里的梅字、桃字、莲字,既是普通日子里自然界的普通的植物,也是女性的专有,这些植物是可观赏的,也是阴性的,她们和男性的那些虎啊、豹啊、龙啊形成了一种可爱的对等,女性是植物,是可依可靠的岁月里的一枝缀满的花朵,是花,枯萎后可以结实的,而男性是动的,动物凶猛,是阳性。但这一切美好的祈愿都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
原告刘面换的名字,对于现代的知识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日本的律师来说有点不可思议,面换?按字面的意思,面还能换什么人么?
是的,在山西的一些地方,有这样淳朴的风俗,为了孩子能成人,就做一个和婴儿一样大小的面人,和婴儿一起睡觉,一起喂奶,过一段时间后,用麦草把面人包起来到野外埋掉,那附在婴儿身上的恶魔也就随之埋葬了。
刘面换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这是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素素朴朴,春温秋肃,夏耘冬藏,刘面换的父母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境也算殷实,有田地,还养了很多的羊,但是父母生养了七个孩子,都在幼年夭折。这时刘家又生了个女婴,父母双亲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于是就为这个女婴做了驱除恶鬼的仪式,母亲回到娘家,在七户人家借了七个石臼,然后把七个石臼里放上七家的小麦,然后舂成粉,做了一个和婴儿一样大的孩子,有胳膊有手有眉眼,穿上小孩的衣服。
把面人埋掉的孩子身上没有了恶鬼,孩子就能长大,父母也就给孩子取个名字:面换。
这些来自中国的年已七十的老人,是作为被侮辱和被损伤的灵魂到了日本,一些不屈的日本律师,把她们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写成诉状,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要求谢罪和赔偿诉讼。森村诚一说“要把‘绝对不可能’变为‘可能’,面对国际*侵害事件,为数众多的律师们团结起来,像开凿难以打通的隧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凿落坚硬的岩石。这样的诉讼过程,是超越国境、实现人类共同正义和理念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们展示给世人的,是作为律师、同时也作为一个人,令人格外向往的人生方式的典范。”
无疑,这些律师是可尊敬的,他们是想把沉重的受害的事实如实告诉日本的法庭,但他们知道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准确的记录,因为虽然这些受害者打破长期保持沉默的乡村生活,提起了诉讼,但她们讲述自己受害这件事本身,对她们来说仍然是痛苦的,她们又重新唤起的是恶魔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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