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近距离打交道,说自己的行李极少,平时东西多主要是公家的医疗用品,这次只是人走,就完全没必要派人帮忙了。而且,连里的姐妹们全说要去送她,两个后勤兵大嫂,还哭着劝她不要走。
去营部的头天晚上,在女生宿舍屋角里的小桌上,在女战友们轻微的鼾声中,她用草帽遮挡住马灯光,写了好几封信,写给家中的父母,写给下了乡的妹妹,写给远在云南的张清华,写给仍在城里艰难而无耻地负隅顽抗着、至今还没上山下乡的要好女同学。
每封信,都是想告诉自己要当(见习)医生了的大喜事,但动起笔来,就先谦虚地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而且越扯越远,因为更该说的事和更想讲知心话太多,最后在信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此事,表示了不知能否胜任的担忧,以至一直写到半夜。
写好信封、仔细地分别装好收拾妥帖后,她才轻轻地息灯摸上床,可是再也睡不着了。
她坚持闭眼努力平静,脑子却自主地继续兴奋个没完,窗口发亮了,还在迷糊地幻想着去了营部后的种种情形。
起床后,她穿上了白底小蓝花的确良衬衣、黑长裤。清爽好看的衬衣、极合身的大半新长裤,平日里很少穿,一是舍不得,二是太招这些男人们的目光。
平时老穿的那套旧军装,暂时就打进行李包里了。它是六六年下半年大串联出发前,自己到张清华家的缝纫机上做的,不仅已有了补丁,而且肥大,当时哪敢想突出女性的线条,只担心冬天罩不上棉衣棉裤,象个解放军就行。
要去营部了,出门前,她犹豫地接过女伴递上的“万紫千红”牌润肤霜,随即坚定地搽上了,让“白兰花”型的馨香幽然散发。她已好久不用这些东西了,冬天实在要用时,也只抹点没诱人香味的医用白凡士林。
在原野上,在去营部的大道上,姐妹们忧郁地簇拥着吴玉兰,轮流分背着她那点简单的行李,伤感地手牵手慢慢前行。有人抱着同伴的肩,昂首向天幽幽地唱起了《十送红军》,一曲未完,大家的脸上便有了泪花,个别人又抽搭着要吴玉兰别走了。
吴玉兰用手帕替伤心的女伴抹起了眼泪,自己也流泪了。泪水冲走了她心中的幸运感,真有点不想走了。
一个硬性的小姑娘不满了:
“不晓得哭啥子,又不是送葬!”
几个大姑娘立即吼她:
“送你的葬、你才要死咧!”“就没学过说人话。”“谁叫你来的?”“ 呸呸、呸!”七嘴八舌地。
有个丫头赶紧扯大嗓门,昂扬而悠然地改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又恢复了走向美好明天、走向明媚天堂的感觉。她想,现在暂且分离,将来如果真的好了,一定要帮助这些曾相濡以沫的可怜姐妹们……
在快乐的歌声里,大家抹干了泪水。刚才挨叱骂的丫头,虽然没参加合唱,但也平静地采集起了路旁的小野花。
那不知名的小花太可怜了,浅草中,星星点点地,只有指甲盖大小,雪一样洁白,常被行人和牛羊的泥脚践踏。
清脆悠扬的歌声飘向四方。远处水田里,正弯腰忙着插秧的男女生产队社员们,纷纷立起身,清瘦地伫立在水中,惊羡地举手眺望这帮幸福的“女兵”,敬佩这些不顾性命地操心着国家大事的城市美女们。 。 想看书来
第二十九章
二 十 九 悟
黄成从下汽车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瞬间起,就作好了束手就擒的准备。
他衣兜里揣着助教大哥给的“护身符”,成天惴惴不安地呆在家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除了陈三娘和几个邻居老太太偶尔来陪母亲高兴高兴、说几句吉利话外,没谁来打扰黄成的坐卧不安。
他曾想去交助教给他的“护身符”,后又作罢了,因他既怀疑它的效力,更觉得去主动投书很有点二次投降的卑贱。信中把他鼓吹成接受了深刻教训而有了正确认识的人,他内心很不以为然。
信中所谓的正确认识,显然就是联派观点。他觉得助教这人有点书呆子气地主观,因为现在他确确实实地什么观点也没有了,说他是哪派都近乎嘲弄。他不知道自己才是个地道的蠢货:助教如此夸他,只是为了保护他。
离开天安门广场后,黄成脑子里奇怪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六六年秋天离开北京时的豪情满怀相比,完全成了两极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渺小。
见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儿子回来了,母亲高兴得脚下生风,开头那几天,草鞋都暂且不打了,成天进进出出忙碌,精心地筹办一日三餐,猪肉或鸡鱼,是对儿子每顿必有奉献(不知她去哪儿买的肉票,也不知要为儿子奉献到哪一年),而且烹饪方法顿顿力图翻新,尽力给儿子补养身体。
她不敢对儿子问长问短,更不敢过问儿子今后的打算,生怕又把儿子惹烦了,只是惟恐节俭地大肆挥霍着这两三年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她认为;这点钱本来就是儿子没在家吃饭而省下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仍旧花在儿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养儿子一辈子。
儿子没心思回生产队,母亲高兴,她盲目地希望儿子不再去那遥远的乡下当农民,更不要再*了,窃望儿子将来就在城里找点零工干过日子,城里不少没工作的人,不就是干零工一辈子供家养口的么。她还打算,末了再去借点钱添上,给儿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过了两个月,黄成开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时是买菜,有时是看街边的大字报解闷。群专部的人碰见他,或者老远就移开目光,或者假装无意地略微绕道,或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
他回来后不久,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便转移到林场总场附近的一个镇上去了,而且又严管起来,所以,那些泸州知青他一个也没碰见,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烦。
在街上敢于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几句的,几乎全是与他个人私交较好的、联派的同学,而且多半是从生产队偶然回来的,大家都上山下乡了,没什么派性成见了。
黄成碰见过一次吴玉兰的父亲。那永远善意谦笑着的老人,迎面看见黄成后,高兴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气地微笑着,停步等候黄成。
老人想从黄成口中打听点女儿的消息,他以为黄成刚从外面回来,或许能知道一点女儿的情况。
女儿每个月按时来一封信,总说一切很好要爸妈放心,具体咋个好法却很少写。
这次已一个多月了,女儿还没来信,他很着急,担心有什么事。
黄成佯装淡漠地转过脸,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面对陈营长的这个“老丈人”,不知该怎么应对,更不知他要干什么,索性敬而远之。
黄成在城里已孤寂地熬了两个多月,越来越烦闷。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真正的家,原来竟是他的户口和要赖以糊口谋生的所在地,否则,哪怕是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哪怕在亲人身边,时间长了,心里也没根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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