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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管天管地 从穿衣戴帽到妇女发型（第1页）

奇书《太平礼制》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安（在今福建省）。外面清军围困重重，洪秀全却置敌情于不顾，兴致勃勃地制定起等级秩序。

他把太平军（此时不到一万人）的军官分成十六等，什么王、国宗、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军帅、师帅等，名类多达三十九种。

各等级之间，尊卑严明，绝不可以下犯上，犯者立斩。洪秀全又专门下诏规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级递减半斤，总制以下无肉。

把一万人分成十六等之后，洪秀全又废寝忘食，置敌人数万大军于度外，耗尽心血制定了繁琐周详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这十六级之间见面的称呼，相互应该行什么礼节，对他们的家属亲戚如何称呼如何行礼。他规定，人民要称王世子为“幼主万岁”，称他的三儿子为王三殿下千岁，四儿子为王四殿下千岁，如此等等。称他的长女为天长金，二女儿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和兴趣，可以仔细读读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奇书，肯定会得益匪浅。

其实，在洪秀全之前几百年，朱元璋也做了几乎同样的事。

第一道思想防线

吴元年，也就是大明开国前一年，朱元璋派多路大军四出统一天下，战事异常频繁：

朱亮祖部挺进浙东，攻打方国珍；徐达部在擒获张士诚后，又匆匆挥师北伐；汤和率大军攻打方国珍控制的庆元；胡美部入福建攻打陈友定；杨璟部出征广西……军报如雪片般四面八方飞来，将朱元璋的桌案堆得严严实实。然而就在此军务倥偬之际，朱元璋倾注大量精力，抓起了一项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制定礼仪，也就是规定未来的大明帝国人民见面如何行礼，平时如何穿衣戴帽。

吴元年（公元1367年）六月，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了“礼、乐二局”，从全国各地调集专家学者，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朱元璋当年十月才命令中书省制定法律。也就是说，未来大明帝国的礼仪建设是先于法律工作的，所以史书说：“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朱元璋经常召见这些礼仪专家，搬来许多古书，和他们一项项探讨那些繁琐异常的礼仪规定，一研究就是半天。

朱元璋是一个极为现实的人。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无数大事需要朱元璋去抓，为什么他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礼仪上呢？

这和朱元璋对未来天下的整体设计分不开。在朱元璋的帝国蓝图中，礼仪是国家的基础。制度和法律规定是硬力量，而礼仪是软力量。软力量如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其重要性甚至重于硬力量。

礼者，防也。这是朱元璋礼仪建设的核心意图。朱元璋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也就是说，礼仪是政权的第一道防线，它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过于法律。因为老百姓可能一辈子也不和官府打交道，却一天也离不开礼仪。

礼仪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对社会成员心理的塑造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严明而细致的礼仪，将名分意识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使人们规规矩矩，安守本分，不起犯上作乱之心。只有当民众的生活逸出规矩之外，才需要用法律来处置。这就是所谓“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在朱元璋看来，导致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政府只抓法律而不抓礼仪建设，老百姓没有尊卑上下，对上没有畏服之心，所以一遇骚动，就纷纷犯上作乱。他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

也就是说，元政权建纲立纪的工作做得不好，大权落到权臣之手，人心因此涣散，天下因此动乱。所以刚刚当上吴王之后，朱元璋就宣布，礼仪工作是建设国家的第一步：“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

从吴元年到洪武三年，整整四年当中，朱元璋都把礼仪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抓。经过数百位专家学者数年辛苦工作，终于制定出了诸如《大明集礼》、《孝慈录》、《洪武礼制》、《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数量如山似海，规定细如牛毛，涵盖了大明王朝上自皇帝、下至细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因此明人这样高度评价朱元璋的礼治工作，认为他制定的礼仪“上之郊庙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间巷州党，洋洋优优，无大无细，隆礼曲礼……其间损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义起，或沿时革”。

那么，这套尽善尽美的礼仪，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禁止奇装异服

首先是规定了全国百姓如何穿衣。

朱元璋对上自天子、亲王、文武百官，下至老百姓的衣服样式，都做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从样式、颜色、花纹、料子，到衣袖的长度，开衩的高度，几乎无所不包。一一罗列几乎不可能，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普通老百姓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用这些材料来做衣服。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

绸、绢、素纱、布。一般来讲，商人经济实力比较强，偏偏规定商人低人一等，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

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用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老百姓的首饰上不许使用黄金、白玉、珍珠、翠玉，只许用银子。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束发。他发明了一种网巾，四四方方，其形状与“四方平定”相谐，因此命名“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洪武二十二年又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但非务农者则绝对不可戴用。至于官员，除洪武初年制定详细的官帽细则外，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命令文武官员遇雨时可以戴雨帽，因公出差在外时也可以戴遮阳帽，入城后则不许戴。洪武末年，为体现皇帝对读书人的特别关照，特别开恩，允许读书人在天热时戴遮阳帽。

朱元璋对穿靴子特别重视，他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即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

百官入朝时赶上下雨，都穿钉靴，踩在石板路上声音很大。朱元璋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洪武六年下令说：“古者入朝都穿履，自唐朝起始用靴。如今叫官员们带上软底皮鞋，进宫后就套在靴外，出朝则可以脱下来。”

朱元璋的服装政策中，除了对商人的歧视外，更明显的是对艺人、倡优、乐工的歧视。洪武元年，朱元璋命“乐妓不许与庶民妻同，乐工服冠皂青字顶，系红绿帛带”。又命妓院内“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令妓妇戴角冠，身穿皂褚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刘辰《明朝国初事迹》）。“绿帽子”这个称呼，就是起源于此项规定。

朱元璋对这项工作兴趣极大，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详细考究。为了保证他的指示严格贯彻，他还专门设置“礼房吏”，来检查全国人民的服装。不遵守规定，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如果官员庶民在衣服上绣了皇族才能用的龙凤花纹，那么就要挨一百大棍，罚做三年徒刑：“若僭用违禁龙凤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

朱元璋晚年曾经有一次微服私访，见一群军人和城市游民，将靴子的高帮截短，还用金线作装饰，聚在一起踢球玩耍。朱元璋遂命人将他们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将他们均砍了脚。由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服制规定在洪武年间贯彻得很好。正如明人所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年间，人遵画一之法。”

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这些规定又成了明朝的祖制，被历代皇帝严格遵守。比如万历年间，有的读书人倚恃皇朝重视知识分子，得意忘形，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万历皇帝勃然大怒，专门下诏禁读书人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不许随地吐痰

第二是规定了全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如何行礼。

礼仪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君臣之礼。

朱元璋刚当皇帝那两年，朝廷礼仪比较粗略，“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序者”。到洪武三年，礼治规定正式颁布，大明王朝的上朝仪式才明确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洪武三年之后，大臣们入宫拜见朱元璋时需要遵守些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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