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十一部（第1页）

一

太阳出来，我们的火车喀嚓喀嚓穿越在你们最美丽翠绿的田野里，九月的英格兰，九月初，大干草堆随处可见，骑着自行车在铁路道口等候的人们，看着我们的火车隆隆驶过；梦幻般的一条条窄小的河流，显然哺育着它们流经的村庄，仿佛包含着吗哪[1]的水；树篱也是一道风景线，戴着沃尔特·皮金[2]帽的老太太正在修剪村舍的灌木树篱；我一直想看看整个英格兰的山水风貌，可是只能站在邮车车门的窗户前热切地向外眺望，因为三百多名澳大利亚人坐在车厢地板上抽烟，高声嚷嚷，玩掷双骰子赌博游戏，士兵嘛。火车被挤得水泄不通。轰隆隆，我们进入了灯火笼罩下英格兰的夜晚；轰隆隆，伯明翰，曼彻斯特，你称它什么都可以；早晨，我在车厢地板上熟睡，全身肮脏不堪，像所有其他的士兵一样蓬头垢面，但是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休假来到了伦敦城。

在那些岁月里，我非常熟悉地铁，所以我从火车站出来，乘了地铁直奔特拉法尔加广场[3]，我知道它靠近皮卡迪利广场[4]，可我想看鸽子，出于某种原因，还想看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5]雕像。有个孩子给我擦了擦皮鞋，我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开始在这个温暖的城市里四处游荡，心满意足，我甚至还参观了一个先锋派绘画展览，聆听了伦敦当代知识分子讲述他们如何继续进行在他们血腥历史的地图上任何战争之前、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已经成就的事业。

随后，我漫不经心地四处闲逛，看看招贴海报，决定傍晚去皇家艾伯特演奏厅[6]，观看那里的人们演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由巴尔比罗利[7]担任指挥。我因此而去了海德公园，心里不断寻思：这个公园是以海德先生命名的吗？那么杰基尔博士[8]在哪里呢？当你年轻时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英格兰，尤其是你在里亚尔图剧院看了所有那些电影之后。

音乐会正在进行，我坐在楼厅里一个英国士兵的身边，他拿出一本诗集，是托·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他说这些诗歌好极了。我也很喜欢。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带着一个扁平小酒瓶的美国士兵。演出中间（天知道在那些岁月里，我怎么能坚持从头到尾听完每场音乐会，没上一次厕所，没吃一块三明治或喝一杯饮料或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巴尔比罗利大声说：“你们都能听见，外面响起了空袭警报，今晚伦敦正受到纳粹德国空军的空袭。我们是继续音乐会呢还是下楼进防空洞？”全场掌声雷动，“不理它！继续音乐会！”于是他们继续演出。不过，我是幸运的。这时正处于不列颠真正的空战之后，皇家空军和加拿大人狠揍了戈林[9]的纳粹德国空军，请注意，此时正好是下一轮报复空袭开始的前夕：火箭推动的超级V1炸弹，更不用提稍后的V2炸弹。我到英国的时候，正好是空战的间隙期。

有趣的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目击空袭，甚至在大烟囱上画了三个大叉的“乔治·威姆斯”号上也没遇见，一九四二年途经格陵兰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时也没遭遇过。我猜，美国海军航空部队把我给裁了，原因也就在此。

言归正传，音乐会结束后，我们都拥挤着走出皇家艾伯特演奏厅，踏进灯火管制下伦敦城的一片漆黑之中，我猜郊区的空袭可能依然持续着，我和《四个四重奏》士兵，还有那个喝酒的士兵，跌跌撞撞一起沿着街道径直朝皮卡迪利广场的酒吧走去，想来上几杯苏格兰威士忌。我们在那里喝酒胡闹，直到后来，天哪，酒店老板居然用压倒飞行员、陆军士兵和水手们叫喊声的嗓音，声嘶力竭地高喊：“先生们，请你们赶紧离开，到时候啦！”我们三三两两走出酒吧，踏入皮卡迪利广场的黑暗之中，穿着皮外套的妓女不断地碰撞我们，“宝贝儿，我说你……”还有：“嗨，到哪里去？”我周围的人都走散了，最后有个皮外套说她的名字叫“丽莲”，于是我们一起离开，走进了一家温暖舒适的小旅馆。

二

早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室外灰蒙蒙的，雾气朦胧，威廉·布莱克笔下的烟囱里冒着煤烟，丽莲说：“宝贝，再来一次，然后我要为今晚的生意做准备。”完事后，我告别了她，付了房钱，去小旅馆或宾馆有壁炉的阅览室抽烟休息。在那里，一位身穿花呢外套又高又胖的英国人正抽着一个大烟斗，对着一位身穿花呢套装的干瘪丑老太说话，声音洪亮真诚，但有点夸张，他们用柴郡[10]杯（不管它们是什么茶杯）喝茶。壁炉里火呼呼地烧得很旺，像那个英国胖绅士的眼睛一样闪着亮光，发出噼啪响声。据我看来，他们戒心重重，实在不想别人干扰英国。我想跟那个男士交谈，可我害怕那家伙，他让我想起毕林普上校[11]，手里拿着鞭子，神气活现，高傲自大；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与他交谈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苏格兰威士忌，酗酒，满城乱转。在那些岁月里，美国人对亲爱的古老的英格兰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敬畏感。今天，我已经没了对英格兰的敬畏，因为他们太努力尝试变成跟“我们”一样。这是真的。这不是剑桥的谎言。

三

早晨，我和几个美国飞行员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啤酒吧里喝了几杯冰啤酒，这里的酒吧冰镇啤酒，以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我在四处转了一圈，一次空袭中甚至还在一个公园里小睡了一会儿；随后，我得摸索着回针线街去，因为丽莲或者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拿走了我大部分的钱，我认为可能在皮卡迪利广场黑咕隆咚的情况下，钱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去向一家美国船运公司办事处借钱买火车票回利物浦。有个老头带着一把雨伞，戴着一顶卷边毡帽，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傲慢地说：“我说，去针线街走哪条路？”怎么，这里是该死的英格兰银行街，对吗？总之，我拿到了钱，上了火车，回到利物浦时已是深更半夜，当我试图走回码头我的轮船那儿时，我在河边附近的纪念碑处遇见了另一个丽莲模样的妓女，她说：“嗨，宝贝儿！”就像我在故事前面说过的那样，站着倚靠在纪念碑上。可是，在我回船的路上（我认识路），又有一次空袭灯火管制，你认为我会有一点点害怕那些德国人可能投来的炸弹吗？老天作证，我绝不害怕！在码头区那些卵石铺成的街道正中心，我一手攥着从针线街借来的钱，另一只手拿着一块他妈的大卵石，我像加拿大印第安人那样蹑手蹑脚地走着，因为在灯火管制的黑夜里，我能听见他们躲在那些门道里的呼吸声：恶棍暴徒，行凶抢劫犯，他们引发了柏油马路上的殴斗，而且他们不付房租。

四

就在我们准备起锚远航布鲁克林前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构想出了《杜洛兹传奇》，那是个灰蒙蒙下着雨的早晨，我坐在水手长办公室的打字机前，我想他正在最后一次酗酒，我看到了这一点：用毕生精力写出我亲眼目睹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用我决定的风格来写，不管是二十一岁还是三四十岁，或者岁数更大一些的时候，把我的见闻汇集在一起，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供未来研究，让后代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很自然，我没被选中代表洛厄尔高中毕业生发表告别演说是件好事，我从另一所学校毕业了。

于是，我们起锚远航，越过爱尔兰海，此时遇上了风暴，就像乔伊斯所说，风暴汹涌蛮横，请上帝帮助我。随后，我们再次绕过苏格兰海湾，驶入大西洋，我们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东西，只有收音机里BBC微弱的播音。

一场巨大的风暴迎面袭来，“嘶嘶”，潜水艇在攻击，巨浪猛烈撞击着“乔治·威姆斯”号的船舷，撞击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放下我们的救生船。现在，我们卸掉了炸弹，船轻了，在海面上上下来回颠簸；可是，如果船上那可怜的、几乎像人类一样脆弱的舱壁被击中，或者威力强大的德国鱼雷进入船体内，将船击沉的话，我们不可能幸存下来，我们这些人就会像上下漂动的软木塞，终将被冻死（在我们航道遥远的北方）；所以，我们只能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里，所有的舱面水手和乘务员都在那里，穿着救生带，呷着咖啡，玩着跳棋，煮着可可茶，黑人二厨穿上一件多余的救生衣，高声喊道：“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要出舱了，”说完他独自奔上了甲板。

“他到哪里去？”水手长一边移动一个跳棋子一边说，跳棋子随着轮船上下颠簸而滑动。

“没有地方可去，”我说，我在此次航程中已经说过四个字，这次说完了我最后的六个字。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眼。

杜洛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说话。

不过，我们有惊无险，在冰岛向左转，回航布鲁克林，停靠在位于乔拉利蒙街的莫尔麦科马克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河对岸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黄昏时刻灯火通明，也能看见钢筋水泥大楼间所有狭窄的街道支路，它们会把你引向餐馆、金发女郎、父母、朋友、恋人、温暖、城市、婚礼、游行、旗帜、啤酒沙龙……

五

哇，我们都拿到了用棕色信封装的工资，我对所有我可怜的同船船员一下子说了几箩筐话，因为有人把啤酒带上了船，我喝醉了，他们抱怨说：“这个该死的杜洛兹，整个航程说话没过十个字，现在却说个没完了！”

“我要去看我的宝贝！”我高声嚷嚷，迎着码头上未经烘焙咖啡酸甜的味道，匆匆离开，冲进街道，踏入伯勒大厦，进入散发着桂皮味的地铁，从时报广场下车，穿越广场，向北前往哥伦比亚校园；在蒙蒙细雨中，我冲到约翰妮与琼合租的公寓，一下子闯了进去，此时已经是大雨倾盆，但还没到海上风暴的程度；她在那里，光彩照人，朝气蓬勃，见到我非常开心，她是我青年时期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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