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何方面考察,都是合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他包括尽了。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即曰: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此等说法,即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说法。孟子之驳论,乃是一种诡辩,宋儒不悟其非,力诋告子。请问《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于尧舜桀纣数语下,却续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好懿德。则桀纣率之以暴,是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民之秉夷,好是恶德”?宋儒力诋告子,而于《大学》之不予驳正,岂足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独性善二字,理论未圆满。宋儒之伟大处,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窥见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之真理,何以反极口诋之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则由韩昌黎启之。
昌黎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本是无稽之谈。此由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阅《五灯会元》一书,即知昌黎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意若曰:“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欲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异,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之子思,转授孟子,故《大学》之言,虽与告子相同,亦不驳正。
昌黎为文,喜欢戛戛独造。伊川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曰:“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昌黎之语,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的学说,不少破绽。
程明道立意要寻“孔子传之孟轲”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忽然得之。请问明道所得,究竟是甚么东西?我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明道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一种新理。是为三教的结晶体,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明道不知为创获的至宝,反举而归诸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表自己所获之新理,此为宋学全部之真相。宋儒最大功绩在此,其荆棘丛生也在此。
孟子言性善,还举出许多证据,如孩提爱亲,孺子入井,不忍衅钟等等。宋儒则不另寻证据,徒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满纸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等名词,闹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云。我辈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单看他内容的实质,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说相合,即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五十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由此知:孟荀言性之争点,只在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至于人性之观察,二人并无不同。
据宋儒的解释,孩提爱亲,是性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未免流于穿凿。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乳哺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心理原是一贯,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我们制为碗盏好了。这种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性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原书俱在,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谓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子谓性”章说道: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俱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精确,而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此朱子之失也。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告子不知何许人,有人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朱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二人交谊之深可想。其论性之争辩,也不过朋友切磋,互相质证。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心,力诋告子为异端,而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心引告子为同调,而摈程朱于门墙之外也。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言,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是伪书,作伪者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之说,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老子,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请问:所禀既有不善,尚得谓之本善乎?既本善矣,安用矫揉乎?此等说法,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宋儒谓人心为人欲,盖指饮食男女而言,谓道心为天理,盖指爱亲敬兄而言。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假如不是这样,小孩生下地即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长大来,看见井就会跳下去,世界上还有人类吗?道理本是对的,无奈已侵入荀子范围去了。并且“人生而静”数语,据后儒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文子》一书,有人说是伪书,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著,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然则宋儒错了吗?曰不惟莫有错,反是宋儒是大功绩。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反看不出宇宙真理,惟其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而实质上乃与诸人融合为一,才足证明老荀告诸人之学说不错,才足证明宇宙真理实是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奔走,惟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语,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及“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然而未免迂曲难通矣。总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承继孟子道统,不得不拥护性善说。一方面要顾真理,一方面要顾孟子,以致触处荆棘,愈解释,愈迂曲难通。我辈厚爱宋儒,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里面的精义,自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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