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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归队 3（第1页）

以色列，太巴列

纵然巴黎发生了那起事件，如果没有传奇的间谍大师阿里·沙姆龙的复活，陌生客照样可以藏于九地之下。那天夜晚，其实是没有必要叫醒沙姆龙的，因为他从很久以前起就早已失去了安然入睡的能力。千真万确，他在夜晚太过活跃了，乃至于他的私人警卫队长拉米给他起了个绰号：太巴列的夜鬼。起初沙姆龙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年岁大了。最近，他过了六十五岁生日，而且平生第一次想到，自己迟早有一天也是要死的。在一次不大情愿的年度检查中，他的医生大着胆子建议道：“我仅仅是提个建议啊，阿里，你知道上帝可以证明我从来没给过你什么医嘱，更别说命令你了。”他的建议是让沙姆龙减少咖啡因和香烟的摄入。目前的数字是每天十二杯黑咖啡和六十支浓烈的土耳其香烟。沙姆龙感到这样的建议略微有些可笑。

沙姆龙被迫中断他的间谍生涯后，偶然反躬内省，这才想明白造成自己慢性失眠的缘由。他撒过太多的谎，布置过那么多骗局，以至于他有时候分辨不清事实和虚构，真实或假象。再有就是杀戮。他亲手杀过人，他差遣过年轻的男人们替他杀人。充满背叛和暴力的生活最终来讨债了。有些人发疯了，有些人油尽灯枯。而阿里·沙姆龙则被判处了永远不得安睡的徒刑。

沙姆龙为了摆脱这份煎熬，采取了一个不太平的办法，不少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应对疯狂或绝症的。他变成了一个夜游神，游荡在俯瞰加利利海的沙砾色别墅里，夜色柔和晴好的时候，他会坐在露台上，盯视着湖水和月光里的上加利利地区。有时候他会溜进自己的工作室，热情投入他的爱好——修理古旧无线电收音机。这是唯一一项能使他彻底忘却工作、获得释放的活动。

有的时候他还会晃荡到安全门口，在岗位亭里同拉米和其他男孩混几个小时，喝着咖啡抽着烟，讲讲故事。拉米最喜欢抓捕艾希曼[1]的故事。每次有新来的小伙子加入警卫队，拉米都会请求沙姆龙再讲一遍。这样一来，新人就会明白，他在这里获得了特殊的荣誉——保护沙姆龙的荣誉，沙姆龙是超人，是以色列的复仇天使。

有天夜里，拉米再次请求他讲这个故事。同以往一样，它勾起了许多回忆，其中有些并不令人愉快。此刻，沙姆龙手里没有能让他忘我片刻的旧收音机，外面又凄风苦雨，没地方安坐。于是他躺在床上，睁大双眼，梳理新的行动计划，回忆经历过的案例，剖析对手，找寻他们的弱点，计划着如何摧垮他们。当那个特殊的电话响起，两声尖锐的铃响如同一道赦令，沙姆龙如释重负般伸出手。老人感激这位从天而降的交谈伙伴，他缓缓地将听筒对住自己的耳朵。

拉米从警卫室走出来，眼看着老人咚咚作响地沿着车道走下来。他秃顶了，发福了，戴着镶有钢制边框的眼镜。他脸上的皮肤干燥，皱纹如纵横的沟壑——就好像巴勒斯坦的内盖夫地区，拉米心想。同往常一样，他穿一条卡其布裤，一件古旧的皮夹克，右胸上还裂了一道口子，就在腋窝下面一点。在同行圈子里，这道裂口的来历有两种说法，有人以为是子弹撕裂了夹克——那是五十年代一次奇袭约旦的报复行动。还有人说是垂死挣扎的恐怖分子留下的——当时沙姆龙在开罗的僻静小巷里将他勒死。沙姆龙始终粗暴地坚持说，事实比传说平淡多了——夹克是被车门一角剐破的。然而行里的人都不把这话当真。

他一路走着，姿势如同在抵御着背后袭来的侵犯，手肘撑开，低着头。那是沙姆龙式的踱步，那脚步似乎在说：“别他妈挡道。不然我把你的卵蛋揪下来当早点。”拉米看着老人，感到自己脉搏加速了。如果沙姆龙要他去跳崖，他就会跳。如果老头儿让他悬浮在空中，他也会想个法子去办的。

沙姆龙走近了，拉米看清了他的脸。他嘴巴周围的沟壑稍微加深了些。他生气了，拉米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然而在他干枯的唇间，似乎还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如果不是紧急情况或是很糟糕的消息，首脑人物一般是不会在午夜后受到打搅的。接着拉米想到了理由，这位太巴列的夜鬼感到释然，仅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不眠的夜晚，他用不着无所事事，连与之作战的敌人都没有。

四十五分钟后，在特拉维夫市北的扫罗王大道，沙姆龙的装甲标致车滑入了一座办公楼的地下车库。一架私人专用电梯将他直接载入顶层的私人办公室里。奎因·埃斯特是他坚忍耐劳的高级秘书。她为他准备了一包崭新的香烟，就摆在与咖啡机相邻的写字台上。沙姆龙立即点起一支，坐了下来。

他重回岗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搬走前任留下的北欧式样的浮华家具，将它们捐献给帮助俄国移民的慈善机构。现在，办公室看起来更像一位前线将军的作战室了。它更注重机动性和实用功能，而不是花样和优雅。沙姆龙选用的写字台，是一张又宽大又呆板的图书馆书桌。正对窗户的墙面是一排金属制的文件柜。在写字台后面的书架上，摆着一部三十年前造的德国产短波收音机。沙姆龙根本用不着无线电监听部门的每日简报，因为他自己就能流利地说六种语言，能听懂的语种更在一打以上。收音机如果出了问题，他更可以自己修复。事实上，他几乎可以维修一切电子产品。曾有一次，他的高级下属来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策划会议，却发现沙姆龙正盯着一堆拆散的零件——那是奎因·埃斯特的录像机。

办公室里唯一散发现代化气息的是写字台对面的一排巨大电视屏幕。他使用遥控器，一台一台地分别调整好频道。他的一只耳朵已经失聪，于是将音量调得很髙，直到三个男播音员声音（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在房间里制造出猛烈的噪音为止。

外面，在埃斯特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之间的房间里，沙姆龙的高级下属们已经聚集在一起，犹如一群僧侣在焦躁地等待着谒见他们的导师。他们是策划部的埃利，他就像一只机灵的小狗；服务执行官塔尔穆迪克·莫迪凯，还有来自欧洲司的天才型人物约西，他曾是牛津的高材生；勒夫，他是行动部的主任，有一副火爆脾气，在宝贵的闲暇时光，他最喜欢收集肉食类昆虫。似乎只有勒夫对沙姆龙没什么畏惧感。每隔几分钟，他就会将见棱见角的脑袋伸出门外，对着楼道吆喝：“看在上帝的分上，阿里！什么时候啊？今天晚上吧，我等得到吗？”

然而沙姆龙并不急，因为他可以肯定，关于那天晚上巴黎发生的种种，自己所知比其他人更多。

沙姆龙在椅子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虎着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着一台电视里的CNN国际频道、另一台里的BBC和第三台里的法国国家电视台。通讯员有什么要说的，他并不格外在意——他们此刻所知几乎为零，沙姆龙知道，他只消打个电话，花不了五分钟，爆一个小料，就足够让这些人享用不尽了。沙姆龙想听的，是亲眼见证刺杀事件的目击者。他们能说出他想知道的信息。

有个德国女孩在接受CNN采访，她描述了暴力攻击之前发生的车祸：“有两辆车，一辆面包车，一辆轿车。大概是辆标致吧，我不能确定。没过几秒钟，桥上的交通就堵住了。”

沙姆龙用遥控器给CNN按了静音，调响了BBC的音量。一名来自象牙海岸的出租车司机描述着杀手：深色头发，穿戴齐整，长得挺好看，很酷。事故发生时杀手曾和一个女孩子一起在桥上。“是个金发女孩，身材有一点笨重，外国人，肯定不是法国人。”不过出租车司机没有看到别的，因为炸弹爆炸的时候他藏在仪表盘下面，枪声停止之前就再也没抬起过头。

沙姆龙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个磨旧的皮革面笔记本，小心地在桌面上铺开，翻到空白的一页。用他那动作精准的小手写下一个单词——

女孩。

沙姆龙的目光回到了电视。一位容貌美丽的英国女子，名叫比阿特里斯，正在向BBC的通讯员回顾事故经过。她描述了一场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和一辆轿车相撞，由此带来道路堵塞，于是大使的坐车被困在了路上。她描述了杀手如何撇下他的女朋友，又如何边走边从包里抽出武器，如何将背包抛向加长豪车的车底，等着其中的炸弹引爆，然后平静地走上前，射杀了车内的每一个人。

接着比阿特里斯描述了杀手如何缓缓走向女孩——那个不多久之前他还热情亲吻的女孩，如何将几颗子弹射进她的胸膛。

沙姆龙舔了舔铅笔的笔尖，在“女孩”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

塔里克。

沙姆龙拿起了他的加密电话，接通了他属下巴黎站的负责人乌兹·纳沃特：“他们在招待会上安排了内线。有人向外面的同伙通知了大使离开现场的消息。他们知道他的行车路线，于是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阻塞桥上的交通，让司机无路可逃。”

纳沃特同意这个说法。他已经习惯性地同意沙姆龙的所有意见。

“在博物馆内有很多有价值的艺术品，”沙姆龙继续道，“我想里面应该装有精密的监控系统，你以为呢，乌兹？”

“那当然，老板。”

“告诉咱们在法国的同行朋友，我们想立即派一个团队去巴黎，监督对事件的调查行动，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然后你动手把那些录像带弄好，装在袋子里给我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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