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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 家园 美 读沈从文（第1页）

沈从文最打动我的，是那些天真又粗野的文字，《媚子，豹子与那羊》、《龙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月下小景》、《如蕤》。这样的篇目有很多，形态各异，但都有着一种粗野的生命力，决绝，坦荡，至情至性，不计后果。沈从文的文字并不凌厉，乍眼看去，显得干净而温润。而你若是进入到文字内部，触及到故事后面的东西，却会不知不觉地被点燃。

很多沈从文的书上都有他20岁的相片。那时他还没去北京，在湖南保靖做第一军统领官的书记。相片上他短发乍起，脸庞略带棱角，目光粗野凌厉，像一只小兽。因为一场病和一个朋友的死，他萌发了“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陌生世界走去”的念头。对他来说，这是一场以青春为筹码，孤注一掷的赌博。而北京并不欢迎像他这样除了激情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北京的冬天尤其令他感到漂泊的艰辛。他开始住在酉西会馆里，每天穿着薄薄的单衣去泡京师图书馆。半年后搬去了银闸胡同公寓，进北大旁听，才结束了孤独的日子。辗转没有令他学习中断，而饥寒却不是仅凭“见贤思齐”就能解决的。57年后，沈从文回忆起30多年前，说那时“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幸好有些熟人，到处都曾做过不速而来的食客”。底层生活在带给他挫折同时也向他提醒，他永远无法真正进入这座城市。沈从文倔强地留了下来，这倔强正来自于他那粗野的生命力。

十多年后，当他凭着一支笔在城里站住脚跟，他还反复重申自己是个“乡下人”。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怀念着故乡，并在怀念中令记忆里的故乡无限美好。他有着潜在的自卑，又有深深的自傲。“乡下人”在他那里不仅是一种身份，也包含着对健康、自然的人性的向往。他说自己坐在房间里，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叫声。只有在那样的回忆和遥想中，他对人性美好的企盼才会变得具体。他相信人可以无所顾忌地爱，自然坦荡地嬉笑怒骂，平静地面对死亡，为了尊严不惜以命相拼，与自然争斗、拼抢、戏谑，同时又在深处和谐。这一切与都市相去甚远。以他野孩子般的眼光来看，城里人都显得病态、萎靡。同是表达爱与性，《月下小景》里的两个年轻人表达得自然，酣畅，“如死般坚强”。而《八骏图》里的教授们却个个显得萎靡不振。他们有的整天离不了补肾的小丸子，有的为了不受约束而离了婚。在《绅士的太太》里，沈从文还以讽刺的笔调，描画了一幅慵懒、无耻的生活图景。他表示自己厌恶这种城里人，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

沈从文对野性的遥望也是对都市的反抗，而都市一刻也没停止过对乡村的侵占。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点。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里，他先让七个为了逃避捐税的年轻人避入深山，过起了自足的生活。国家严禁沉湎于野宴，在迎春节，人们因为怀恋旧俗而想起了这几个野人，纷纷跑去山洞里大醉一场。一天后，沈从文就安排七十个持枪带炮的军人要了野人们的命，罪名是“图谋倾覆政府”。我将这个故事看作是沈从文的寓言，对自然最后一线维护也归于破灭。这个故事透露着深深的幻灭感。这种未经污染的野性和美好好似真的存在过。沈从文的好些篇章甚至还有一种挽歌的特质。据说有不少久离故土的华侨在看了《边城》后，都跑回湘西找翠翠。当然他们是失望而返。这种美好只存在于他梦想的家园。他如此敏感，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早在1929年，他就写下了《夫妇》这样哀叹淳朴背后的愚昧的短篇，然而这样的体察很快就过去了。乡村渐渐地趋于城市，故乡渐渐地面目全非。他还来不及静心体察人心，就被触目惊心的变化拉回到无限沉痛中去了。在《长河》的题记中，他叙述“现代”进入湘西后，那点“真正素朴”的人情美，是如何消失无余的。

我一直想去湘西，一直没去。据说那里真的很美，不过我依然相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更多的，只是他爱与梦的投影。他在《边城》里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其中那份明净的情意，无法不让人心动。老船夫与翠翠相依为命，渡客为生，把清贫的日子过得像流水一样清澈。他们不算计，不埋怨，老船夫善良可敬，翠翠真纯可人。在青山绿水间，他们的生活因其内外兼容的美好而丰美自足。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翠翠，故事由此加速，融合了许多人情事理的纠葛。沈从文把老船夫的真挚与难处、翠翠内心的冲突、兄弟俩公开的竞争，以至最后老船夫的去世、两兄弟一死一去的悲剧，处理得明净质朴，让人在凄婉的同时也为那山水和人性感动。沈从文笔下的女孩大多天真自然。萧萧、三三、媚子、翠翠、夭夭……她们都灵性自具，干干净净。我把她们看作沈从文对理想女性的向往。在这个纷纭的世上，谁又曾真的见过翠翠，见过夭夭呢？她们由沈从文的笔来到世上，因我们的凝视而日益清晰。

无论在沈从文对自然、野性、生命的期待还是对梦幻家园的遥望背后，都有着他对美、意义、爱的无限追求。我想这正是他的文字之所以卓然的原因。他的视野没有囿于现实的情景。他的感受里潜伏着一种隐秘的指向，所指之处是我们都无法说出又为之疼痛的家园、爱与归宿。这种作为推动力的指向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并不是一目了然。他的散文表达得更清楚。在《看虹摘星录》的后记里，他表达了他对文学的看法。“文学艺术只有美或丑恶，道德的成见与商业的价值无从掺杂其中。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使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在《烛虚》里，他说：“智者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残废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这是关于生命意义的追索。同在这篇散文，他关于爱的体察，令人惊心动魄。“爱与死为邻。”沈从文在此提到的不仅是男女情爱。它与美相通，又无所不在。它在趋于极致之时只有死亡才能与之抗衡。在强大的同时又无比脆弱，毗临死亡。沈从文在精神上艰难掘进。他因此承受着超乎常人的痛苦。他在《生命》的开篇就说道：“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接下来又坦白道：“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避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另一篇散文《长庚》中，他还承认自己“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精神上的追求越深，随之而来的痛苦也就越深。这大概是无法摆脱的事。深渊般的痛苦总会导致精神上的病态，这时就特别需要一种同样深度的力量与之平衡。追求者也由这更深的抗衡变得更强大。这是在刀子尖上跳舞的事情。沈从文在散文里好几次提到疯狂和自杀，他说：“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那么，在这精神炼狱中，他又是以何种方式稳定住自己的？

我注意到沈从文身上有种温润的女性气质。这种温润的气质显现在他的文字里，常常变得水气氤氲。他在叙述上并不急躁。故事的节奏也不快。很多篇章温婉有致，有种流动感。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他写道：“小小的河流，汪洋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沈从文是在水边长大的，小时候他就常因逃课游泳而挨打。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选择题材上。沈从文的很多故事都与水相邻。更深一层，表现在他气质的形成上。沈从文尽管承认自己血管里流着楚人的血，而他在顽强中总是显出一线柔和，乃至随物赋形的大气来。他的生命里仿佛有一条长河在滔滔不绝地流淌。他不断地从水中吸取，挣脱束缚，流向无穷无尽。水令他自身也开始流动，变得宽容、坚韧、宁静。他在《一个传奇的故事》里写道，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无坚不摧。这样的“兼容并包”自然对他精神上的挣扎有所缓和。

平衡着沈从文的另一个源头是泛神论。他对神性的体悟最初来自对水、野地、乡村的亲近。在这样的亲近中，他与自然融为一体，与自我重新相遇，并唤醒沉睡于心的蛙鸣、月影、风吹。神性体验在令他纯粹的同时也带给他悲凉。这与他追寻美的状况很相似。他在《潜渊》中也点出了两者的相通之处。“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和完整处。”随后他又说：“生命具有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易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在此他点穿了追寻美与神性的内在困难，即精神越是高升，越是接近神与美，就越是反差出肉体的可鄙和肮脏来。

他反复提到“神在生命本体中”。这种与生命同在的体验，犹如从天而降的花朵和光芒，从深处平息他的焦灼。他在散文中屡次提到上帝、佛陀，并且写下了几个佛经里的故事。他不是宗教徒。他以感受水的方式去接近救赎和佛性，并以自己的方式化合了他们，令那样的光辉在体内流转不息。泛神精神令沈从文谦卑。后来他沉痛于“神的解体”。而这样的沉痛是面向外部的，我想他从没失去过自己的信念。

在此我写下我对沈从文的感受和理解。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我想是阐释不尽的，他让我们看到了梦幻般的湘西和女儿，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渴望。对这样自成寰宇又直指人心的作家，我总是反复打开他们的书，并在合上书页时对他们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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