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出身参狼羌的武都氐人首领之一,毛兴在周边相互联合的诸胡部中所拥有的权力,甚至还要超过身在长安的大秦天王苻坚,除了统帅军队之外,还负责征税、审判等行政事务,更身兼主持大型宗教活动的大祭司——释比。
羌人的释比往往是酋长兼任,这种文化源自对自然和祖先的原始崇拜,婚丧嫁娶、占卜医药,都离不开,而各个氏族的知识与历史的传承,也是由释比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
这一年的立秋火祭,因为雍凉地区连续发生的灾异,被格外重视。祭祀当天,毛兴身着大领博袖的黄、黑、白三色麻布礼服,头戴由五瓣山尖形牦牛皮组成的山形冠,手里是头羊皮做的皮鼓,穿上这套具有高贵、庄重及神秘象征的装束,就意味着他获得与神、鬼沟通的职能,即神明的代言人。
肩背痈肿好转的吕隆,耐不住身边亲长与僮仆的连番念叨,都劝他参观祭礼,也好彻底祛除病秽之气,只得赶来凑个热闹。
实际上,吕隆疾愈这事,却是自姑臧徙来枹罕的医家诊治精湛的缘故。
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吕隆仅是遵从医嘱,佩戴填入蒲黄的香囊,多在庭院散步走动,日常饮食中,增加了正当季的甜瓜、蕹菜,听得他一头雾水的内热外湿之症,没过几日,肩背上的肿痛就已消退。
甜瓜即香瓜,蕹菜即空心菜。汉初,故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长安青门外,青门瓜、东陵瓜,亦指甜瓜,辛追夫人、海昏侯刘贺两座汉墓中,也都发现甜瓜籽。
能在荒凉的边陲军城寻得良医,这其中的渊源,又与西晋末年至前凉时,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有关。
前凉太祖张轨,曾为同郡朝那人皇甫谧的门生,皇甫谧的曾祖父即平定黄巾的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谧少年时,安定皇甫氏已逐渐衰落,他随叔父徙居新安,时值战乱,嬉游度日,至二十出头才发奋读书。皇甫谧四十余岁时,因患风痹,遂钻研医学,并撰集了《针灸甲乙经》,被誉为“针灸鼻祖”。晋武帝司马炎数次召皇甫谧出仕,都被他婉拒,后来还着有《笃终论》,来反对当时所流行的厚葬风气,死后也遗训子嗣,择不毛之地,将其简礼薄葬。
皇甫谧的另一门生,京兆长安人挚虞,与潘岳、左思、陆机等人并为二十四友,也是西晋“太康文学”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永嘉之乱时,皇甫谧的儿子皇甫方回,前往荆州避乱,在府城外避人独居,以养蚕耕种为生,极受南方士人敬重。平定杜弢起义时,陶侃被王敦表为荆州刺史,在职期间曾多次前往皇甫方回隐居的地方拜访,都极尽礼遇。不久后,王敦听从参军钱凤建议,在陶侃前去谒见时,将其扣押并降为广州刺史,以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而王廙到荆州后,大肆诛杀陶侃任命的将佐,向来被陶侃敬重的隐士皇甫方回,也被其找借口杀害。
王廙的侄子,其兄长王旷之子,即世称王右军的王羲之。
与皇甫谧、皇甫方回父子为同族的皇甫典、皇甫真兄弟,皇甫真先后受到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四代人任用,直至前燕灭亡,归顺前秦。皇甫真的兄长皇甫典,则是在关中出仕苻坚,皇甫典之子皇甫覆,又是吕隆祖父吕婆楼任太尉时的故吏。
王猛初次领军时,与杨安、姚苌等人率众二万南攻荆北,此时桓温向东移镇,其弟桓豁代掌荆州履新不久,因先后调派朱序、桓罴率部协助平定汉中的司马勋之乱,导致沔北地区兵力空虚。于是,在已经南下襄阳一年有余的释道安情报支援下,王猛先攻入南乡郡,再佯作进攻新野,从丹水南岸、郡治南乡县西南的安阳掠民万余户北还。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改南乡郡为顺阳郡,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又改回南乡郡。王猛掠取民户的安阳,位于汉水北岸,再往西不远就是楚文化的发源地——郧阳,因地处汉水中段,楚国在此置汉中郡,秦破楚后,汉中之名才北移。
郧阳在汉水之北,为古郧子国之地,屈原在此写就《离骚》、《天问》、《渔父》等名篇,孔子亦是在此听孺子唱“沧浪之水”歌而有感怀,南岸有武当山、神农架。
当时的关中,屡遭战乱,民户匮乏,前秦在渭北所设诸护军,就是民户不足,将土地用来安置徙居长安的胡部,划分各方部伍,实行军事管制。诸胡大多不擅耕种,三辅又坞堡林立,抗税拒役时常有之,即使是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仍然供给不敷。
而被王猛掠取到北方充实三辅的民户,多为各地逃入郧阳山区避难的流民,青壮男女占据大半,还有不少医者、工匠。当时最出名的流民群体,要属黄河南北的乞活军、江淮前沿的流民帅,这些难民集团由于缺粮,流动就食,所到之处,扰乱地方,多遭排斥,各地官吏又无力赈济、安置,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陶侃参与平定的杜弢起义,起因就是巴蜀流民逃难到荆、湘,屡遭官吏、土民侵害。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湘州刺史荀眺,欲以叛逆为名杀尽流民,流民约五万家被迫反晋,推举时为醴陵令的蜀郡成都人杜弢为首,攻打长沙,后来南破零陵、桂阳,东侵武昌,杀死诸多晋朝官吏。期间,杜弢几次想要投降都被拒绝,即便后来司马睿接受他投降并大赦,但前线的晋军将领为获取军功,仍对杜弢所部穷追猛打。
自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到任后剿灭盗匪、戡平叛乱,远离战乱的西北地区成为乱世之中的庇护所。同年,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起兵讨伐,中原陷入战乱,大量流民来到姑臧。
出身河东裴氏洗马房的裴诜、裴慬叔侄,家族早年为避祸乱来到河西,至前秦灭前凉,才返回故乡,居住在解县洗马川,并入仕前秦。
东晋永和三年(347年),豫章人俞归奉命出使,长途跋涉来到姑臧,册封张重华继任凉州刺史。哪知张重华正谋划称王,不接受东晋诏书,经俞归劝说才暂时搁置此事,仍用西晋愍帝司马邺的建兴年号。
永和九年(353年),前凉与刚在关中立国的前秦围绕上邽连续交战,同年张重华亦病故,其子张耀灵年方十岁,继位仅一月即遭伯父张祚废黜,两年后(355年)被杀,随后张祚遣兵攻打河州刺史张瓘,反遭攻杀,张耀灵庶弟张玄靓被立为凉王。
东晋升平三年(359年),宋混杀张瓘。
升平五年(361年)九月,张邕杀宋混,十一月,张天锡杀张邕。
东晋兴宁元年(363年),张天锡杀张玄靓,称凉州牧,派司马纶骞去建康请封,并护送已经在姑臧耽搁了十六年的俞归返回。而俞归将这些年在凉州的见闻,记述为《西河记》,一并带回了建康。
纶骞朝觐建康的这年,撰有《玉函方》、《肘后备急方》、《抱朴子》、《神仙传》等着作的葛洪卒于罗浮山,其妻鲍姑精通艾灸,亦在同年故去,二人皆为当时名医。还是这一年,春夏之交的四月,小名寄奴的刘裕出生于京口。
葛洪的叔父葛玄,即灵宝派的祖师,而据《抱朴子》中记述,葛玄是以左慈为师。
东晋太和元年(366年),纶骞带着册封诏书返回姑臧,亦从江左带回不少名士着述。
当时,袁崧、羊昙、桓伊,皆善音乐,并为“三绝”。袁崧与谢安同乡,曾将旧歌《行路难》润色,每饮至酣醉,都会纵声高歌,旁人听闻皆因共鸣而涕零,另作有《歌赋》、《酒赋》、《圆扇赋》。羊昙是谢安外甥,亦以歌喉动人着称,少时即受谢安喜爱看重。出身铚县桓氏的桓伊同样擅长高歌,兼具作曲之才,吹笛更是被时人称为“江左第一”。
另外,袁崧每逢出游,喜欢让左右从人作挽歌,时人将其与好在书斋前种植松柏的山阳高平人张湛并称,谓之“湛屋下陈尸,崧道上行殡。”
张湛所撰《列子注》,其中引用何晏《道论》、《无名论》中内容作为根据,又主张佛玄合一,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其所撰《养生要集》的部分内容,南朝齐、梁时期,被创立茅山宗的陶弘景引用于其所作《养性延命录》中。
前凉灭亡时,因张天锡出降,姑臧未遭兵灾,城中寓居的避乱士族,多年来留存的典籍与学术着作得以保全。其曾祖父张轨入凉州时,就建立学校,征召贵族子弟入学,春秋行射礼选拔才士,此外还鼓励私人讲学,不同地域士人带来的学术流派,在此相互碰撞、融合,又促进了当地的本土文化。此外,前凉自张轨时起,就开始铸造铜佛,张骏时更是大造佛像,加上西域番僧入中原弘法前,多在姑臧停留,因此又有北方佛都之称。
火祭在枹罕城南的空旷河滩上举行,午后才正式开始,金角与铜鼓一经奏响,气氛瞬间变得肃穆,一系列的仪式、乐舞、竞技,都是为了取悦神明,这一切源自古人对自然的未知、恐惧,进而形成原始崇拜,并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戴着有驱蚊功效的蒲草笠帽,吕隆与从人在外围的土坡上,兴致勃勃的点评,周围是不断发出欢呼的狂热人群,击鞠、角抵、驰逐、竞射,人仰马翻甚至伤亡的出现,亦无法停止人们的热情。
击鞠即马球,曹植《名都赋》中所述“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描写的就是打马球的场面。角抵源自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称相扑,可扑、打、踢脚,以扳倒对手取胜。驰逐即赛马,竞速之外,骑手各持无箭镞的弓箭在马上相互阻挠。竞射即传统射礼文化的延伸,除了射击靶垛静物,还有射击鸟兽的弋射比试。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暮时分,巨大的篝火燃起,无数趋光的昆虫被耀眼的火光吸引而来,傩舞则将祭祀推向高潮。与吕隆在洛阳时,扮做方相的傩戏略有不同,鼓声之外还多了羌笛作为伴奏,只是他并不觉得这笛声多么悠扬悦耳,只是嘈杂令人心中烦闷,实际上他的感觉并没错,羌笛起初就是羌人围猎时用作惊扰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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