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四（第1页）

由前面所引的《太平经》可知，善恶之簿可以说与冥府同时出现。其总的情况，虽然时历两千年、阎王爷换了二百代，却也没什么变化，就是特务汇报、冥吏汇总那一套而已。

这种记录功德罪过表现的簿子，到了唐代或被称作“戊申录”。何为“戊申”，从来未见有人解释过，好在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对它的格式做了记录：“录如人间词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书无事。”登入此簿的人“数盈亿兆”，据掌管此簿的朱衣人说：“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损其算也。”如此说来，那六十年算总账的时间或是戊申之岁，故称为“戊申簿”乎？这也是猜测而已。这“戊申簿”很类似于官府的人事档案，要把生人的功过随时记录下来，再以此为据，增损人的寿命和禄位，其间分门别类，定有很多考究。

而陈叔文《回阳记》中的冥簿似比“戊申簿”更为丛杂，“凡行事动念，无不录者”，那就不仅限于言行，就是脑袋里想的，哪怕只是“私字一闪念”，也要记录在案。这本流水账“大善书黄字，小善书红字，大恶书绿字，小恶书黑字”，能让人看了“不觉毛骨悚然”，想必是狠狠地触及灵魂了。只是脑袋里转了个念头，就会被冥府侦知，这可能连潜伏在人身上的三尸神都难于做到了。但也不会是什么高科技，估计不过就是洋教中的告解、土教中的“交心”之类，变着法儿把你的心里话诓出来就是。可叹的是，一旦这种交心受到鼓励，成为风尚，摆起擂台，那就不止于深挖穷搜，甚至还要胡编乱造——当时或者以为是出了风头，成了交心模范，及至簿子一摊开，大算盘一响，便只有“毛骨悚然”了。

当然，如果动机好，真能淳化风俗，致君尧舜，手段的卑劣也不妨宽容些罢了，问题便在于，善恶簿可不是鼓励人学雷锋的。明人钱希言的《狯园》卷十一有“都城隍神”一则，正可看出正人君子们造善恶簿的用心。

明穆宗隆庆五年，北京一个十九岁的小秀才，聪慧异常，因与同学到西山游玩，遇一十六七的少女，二人眉目传情，正是张君瑞在普救寺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的情景。小秀才回来后，难免就“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得了相思病。他的家教老师是个年轻的举人，也颇通人情事理，问出学生的心思，便要玉成此事，替学生写了篇祷词，二人便到都城隍庙去烧香祈愿。到此为止，实在看不出小秀才犯了什么错，谁知从庙里回来，都城隍爷就附体于巫师，对秀才发布了宣判：秀才命中应是万历二年的状元，享寿九十，其师也应是同榜进士。但如今减折其禄算，十九岁即夭；而其师则抽肠剐之。罪状是什么？是不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企图和女孩子谈恋爱！果然，到第二天，小秀才梦见金甲神以斤斧凿顶，而其师则腹疼如绞，三日之后，双双毙命。至于那个山里的女孩子，想必也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按照“郿坞县”父母官的逻辑，小傅朋的“起淫心”都是孙玉姣“卖风流”的结果。

男女之情是最基本的人性，只是因为有此“邪念”，就连寿带禄剥夺干净，来个“斩立决”，其用心就是把人性彻底泯灭。看了这个故事，当时我只有一种想法：天地间无地狱则可，有则必为编这故事的人所设！这则故事到了清末，陈彝认为有助于世道人心，全文录入他的《伊园谈异》，而《谈异》一书又为谭复堂所称许，可见钱希言是不乏同调的。不要以为这些人真是不通“人道”的迂夫子，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他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越是那些满肚子猪狗杂碎的人，就越要装成正人君子；可是心中那一股邪念，却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装不像，至多也就是一种没了人味儿的畸型怪物而已。陈彝在《谈异》中就曾慨叹人世官府不能把世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记录在案，认为冥府的善恶簿大可补阳世之不足。此人历官安徽巡抚、礼部侍郎，看来他是很想把阎王殿那套特务政治引进到官府中来治国治民的，其人格之卑、见识之陋可见一斑。清末小说《冷眼观》中有一位“每日同一班倚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东西在一处鬼混”的陈六舟就是此公，小说中他最后死于吃了乩仙的灵药，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宋元以后，冥府善恶簿基本上成了假道学中最低下那一档的表演道具。早在南宋时，这善恶簿就有另一种说法，即冥间有善、恶二簿，以人分别，即善人入善簿，恶人入恶簿。（见洪迈《夷坚志补》卷十六“太清宫试论”条。）至清人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下，又出现了“功过册”之说，即每人均立善恶之簿，除了“记生平禄业”之簿之外，还有一本专“记逐时功过”。某公自言于冥间看到本人的册子，就是儿童时取龟蛋为戏耍，不小心弄破，也要以杀生论过，而此公极为诚实，竟把自已一生最“无德”的事也做了公示：

回顾己身，胸前现墨字两行，大书“看淫书一遍，记大过十次”。

无独有偶，《聊斋志异》有“汤公”一条，是“道德家”的自述，也很像是假道学的“功过格”，在由生入死的瞬间，人一生的善恶都要像放录相带似的快进一遍，而这位汤公值得一记的最大“恶迹”竟然只是“七八岁时，曾探雀雏而毙之”。故事是他醒来之后自己编的，其人之虚伪矫饰历然如画。蒲老先生这篇文章如果不是意含讥讽，那就有些恶心了。

冥间的“功过册”就是人间“功过格”的翻版。道学先生们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拿出几个小时来斗私批修，再揪心撕肺地检讨批判一番，在今天看来，是很有些滑稽的，但在四十年前我们却力图把它普及成全民所有制，几乎达到“六亿神州尽道学”的境界了。

于是想到整整四十年前，我刚到农村做教员（说是初中，其实是“小学戴帽”），先参加一个教员学习班。一位老师发言，题目念出，令人骇异，是“狠批我的淫乱思想”。但听下去渐渐明白，他只是检查一件事，就是想把衣服上的布纽绊换成塑料钮扣而已。但他说“既有俊意，便有淫心”（“俊意”就是爱美的欲望吧？方音这句话念为“既有重意，便有硬兴”，虽然多次重复，还是听不懂，为此专门请教了发言者，所以才让我熟记至今），然后用当时的上纲上线法推演下去，起承转合，最后终于把自己推理成反革命坏分子（那时无论是什么犯，都要加上“反革命”三字的）。散会之后，我再见到这位发言者时颇为局促，盖怕这位“候补流氓犯”不好意思也。其实我真是多虑，因为此人不但绝无忸怩之态，而且很快便蒙领导安排为大会典型发言了。有人说，那最初的发言其实就是领导所策划。这倒也不必大加责难，因为当时的几十个讨论小组会都是面面相觑，冷清得实在让人难堪了。而大会之后的结果便是“激活”，再开小组会，每个发言者就都竞相“淫乱”起来了。

但如果以为我们小民那么容易就被修理成道学家的门徒，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人们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从刨白薯、打土坯到样板戏、讲用会，人们把双关联想运用得让中书君都要佩服。仅那个“淫”字就很能刺激想象（鄙同事說起时往往发出重音，一席话间，“硬”“硬”不止），从而不断地发挥、开掘，往往把一顿忆苦饭最后弄成八荤八素的大宴。先是有人低头吃吃窃笑，继而有人应和，于是渐渐把正题引入邪道，讨论便活泼起来，教育局的领导驾临到此，也只不过笑骂一句“操蛋鬼”以表示自己既不苟和也不禁止的立场，但心中也可能很是为自己的调控本领感到得意。在这时女同志往往有不必发言的特权，就是红着脸跑掉顺便溜走逛大街也没有人追究的。现在想起，四人帮一伙真是蠢蛋，蠢就蠢在真的以为普天下都让他们弄得舆论一律、思想一统，人人都成了机器人一号，岂不知人的天性和良知一样，都是不大容易被泯灭干净的。

于是继续发展，而更有一种冥簿叫“出恭看书之簿”，即凡有“三上”之癖者都要入册，大约是由专门在厕所蹲点的特务逐笔记下，最后阴司按其“厕筹”，夺其寿算。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佘秋室学士”条云：

王取生死簿阅之，顾判官曰：“彼阳寿尚未终，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书，已夺其寿算矣。”王命取簿，则一册厚寸许，签书“出恭看书”四大字。[2]

看到此处，不禁骇然，我虽然只有一上之癖，却偏偏正是厕上！但窃思所以未提前被阎王接见之故，大约是因为如厕时从来不捧读圣贤之书，即是报纸也只看二手房广告的缘故吧。圣贤之书绝对不能入厕，这一点就是愚鲁小民也无须耳提即可明了。常见办公室同事惶惶然地在书堆中乱翻，那如果不是上级抽查，必是内急相催，此时你试着递上一本圣贤书，百分之百是要遭到峻拒的。而按诸葛恪鸡屎与鸡蛋“所出同耳”之例，那些只应在讲坛上宣示的心得肺得、高头讲章，自然也是不能入厕的。

不但古代，即是在我们“手不离红宝书”的年代，如厕时也遇到同类问题。曾见有一手高举另一手方便者，那动作虽然难度不大，却极难持久，绝非一般大众所能效仿，弄不好就一失手成千古恨。既然难乎为继，也就成了异类，而此人一入厕就高举，弄得正在方便之人忙手忙脚地紧跟，显然有诱人蹈入死地之嫌，于是便有人声而讨之，揭露此人意在让人把红宝书投于粪坑。好在他根红苗正，虽然其心叵测，但其情“朴素”，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创举便也随之湮没。后来曾串联至南方一地，见街道上的公厕之外置一木桌，上铺红布，并有红纸提示，意谓供如厕者暂奉宝书于此。这设想的周到体贴极让人感动，可惜当时一些人不能稍忍忠爱之情，顺手牵走或以次换好的现象甚多，卒使善政未能“克终允德”，良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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