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 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 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 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 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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