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男子前来跟她聊天,自然是芳心大慰,更何况这人说话又是如此风趣,董双成表面上也时常显得十分严肃,她内心里最爱听的还是东方朔那些越轨的、毫无顾忌的话,听得她脸上时红时白,东方朔也就顺手牵羊把蟠桃弄到手,所以有时一个人胆小就办不成事,东方朔敢于在皇帝面前放肆,敢于在神仙面前放肆,他就活得很潇洒。
汉武帝把吃过的桃核,一个个谨慎地收藏起来,一直传到明代。据《宛委余编》记载:“洪武时,出元代内库所藏蟠桃核,长五寸,广四寸七分,上刻‘西王母赐食武帝蟠桃于承华殿’十四字。”既然核长五寸,想来蟠桃的体积必然硕大无比,想想今天的水蜜桃,想想当年的蟠桃,该不会流口水吧。
明代以后,已经没有西王母与蟠桃仙子的任何记载。然而西王母是一位法力无边,雍容华贵的美妇人,蟠桃仙子更是一位绝世的美艳少女,已经深植人心。虽然历史中不再出现她们的事迹,然而舞台上及绘画中,却大量扮演及描摩她们的形象,杭州城里的望仙桥和昆仑山上的瑶池,总给人无限暇思。
《中国历代名女》——奇女传……黔娄夫人的贤德
黔娄夫人的贤德
唐代大诗人元稹以悼念他未发迹时妻子的诗最为有名,共三首,都叫“遣悲怀”,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英,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他营奠复营斋。
诗的第一句“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是用两个典故说同一件事,即贫贱夫妻,如涸辙之鲋,相懦以沫,诗中提到的黔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黔娄子”。
黔娄是鲁国人,他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时期,这时,周王愈行衰微,分封等级制度也渐趋崩溃,学术思想蓬勃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各国诸候纷纷将才智之士网罗在自己的身边,平民开始攀登政治舞台,动辄形成“布衣卿相”的局面。
黔娄也是一位大有学问的人,他曾著书四篇,阐明道家的主旨,尽管家徒四壁,然而却励志苦节,安贫乐道,视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参予那种争名逐利的行列,从而获得极高的评价。
黔娄出身于贫寒的平民家庭,黔娄夫人却是贵族出身,黔娄夫人叫施良娣,知书达礼,明媚灵巧,称得上秀外慧中。他的父亲官居“太祝”,所谓“太祝”,就是为帝王家掌握鬼神祭祀的官职,与“太宗”、“卜正”、“太史”同列,“太祝”代表主祭者向鬼神致辞,“太宗”管理词庙及安排祭祀的事务,“卜正”专司占卜吉凶,“太史”记录时事,观察天象,保护文书,在商周时期,迷信鬼神的时代,这是四种非常重要的官职。
这四种掌管鬼神祭祀的官职,世代承袭,由于子孙众多,食田俸禄不足以糊口、于是纷纷挟其专业才智,从周王室出走,逐渐分赴各诸候国谋求发展,施家就这样来到鲁国,施良梯的父亲也就成了鲁国的“太祝”。
祭祀鬼神是一种清贵而受人尊敬的职业,何况施良梯才貌双佳,要找一位金龟婿易如反掌,然而她却偏偏拒绝了王孙公子的追求,而看中了芒鞋布衣的黔娄子。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女子在娘家毫无宗法地位,更没有任何继承权。所以女子的娘家声势地位不论如何显赫,你一旦出嫁就毫无相干,只看你夫家的情况,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娘家只是你的暂住地,夫家才是永久的归宿,女子出嫁以后都要随丈夫姓,自己根本没有独立人格,所以一生的贵贱苦乐从此决定。因此对于施良娣要嫁黔娄子,她的家人全体反对,多次劝解、告诫。无奈施良娣心志已坚,百折不回。
施良娣豪气如云地从贵族家庭的娇女,变成平民庐中的黔娄夫人,从此脱下绮罗换上布衣,洗尽铅华插上荆钗,躬操井臼,并下田与丈夫一同耕作,晨兴理荒废,带月荷锄归。穿的是自己纺织并缝纫的衣服,吃的是自己种植的五谷及菜蔬。夫唱妇随,情好无间,看花开花落,听鸟语声喧,风过林梢,月上蕉窗,过着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
《黔娄子》四篇旨在阐扬道家法理,由伏羲氏凭天降河图神龟显示八卦之数,而研究天地生成的道理,重在从天地运行的气教,来求得宇宙变化的理教。其内涵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数学”部分,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再化为六十四卦再成三百八十四爻,从而更衍生一千五百二十策数,作为包罗宇宙一切的事物的“常数”;另一为“化学”部分,如五行、阴阳、奇偶、顺逆、本末,始终,为构成宇宙一切的“变理”。黔娄子认为:‘数学”,总摄万物之数,是万物的“性”,“化学”以成万物之形,是万物的“质”,先天而生其性,后天而成其质,从无形而生有形,为一切事物生成演化的步骤。
开始《黔娄子》一书,由于调子谈得太高,似乎还未能与眼前事物产生密切的关连,因而也未得到大家的推崇。自从施良娣成为黔娄夫人后,挟其家学,于枕畔私语或桑荫闲话中,不断把阴阳相感,天人合一的道理灌输给丈夫,认为天地之间先有阴阳,有阴阳则再有感应,有感应则有变化,有变化再有感应,如此循环激荡,变化无穷,放吉、凶、得、失、悔、吝、忧、虞之象明了!便涵盖了古今万事万物,究察了宇宙天人之际。黔娄根据夫人的意见,对以前所写的四篇论著,加以充实、订正,加上了解人类自然的天性,洞悉其生克辅消之道,阐明了“常的无定便是变,变的有定就是常”的道理,既可验证人的“变态心理”,更可验证人的“常态行为”。于是重订的《黔娄子》四篇,立即轰动了齐鲁一带,士子们悉心研究,因它学究天人,于是奉它为圭桌;国君与卿大夫也因为它有益治国安邦之道,对于黔娄的渊博和修养非常心仪。鲁共公想立他为宰相,黔娄以立志清守,不意仕途而拒绝;鲁共公又赐他三千钟粟米,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也以无功不受禄而拒绝。所以,一般人对黔娄先生的高风亮节更加钦敬。
这种人生观和生活取向在今天这种纸醉金迷,趋炎附势的社会里是很难理解的,然而黔娄夫妇却确实是这样做的。当时连年荒旱,又逢巨风肆虐,黔娄和夫人衣食为艰,达官显贵纷纷馈赠,也被婉言谢绝,迫于生计,他们迁居齐都临淄,设馆授徒,自食其力。齐威王听说高士黔娄来到齐国,就想聘他为国卿,也遭拒绝。
黔娄虽未在齐国担任官职,但齐威王对他十分尊敬,齐国一有重大事故或外敌来犯,齐威王总到黔娄住处就教,多能化险为夷,可见黔娄不仅有德,尚且多才,可称贤人。
一代贤人黔娄先生死时,孔子的高足曾参前往吊祭,看到黔娄停尸在破窗之下,身着旧绨袍,垫着烂草席,盖的短衾竟不能蔽体,不禁为之心酸,建议:“斜尔其被则敛矣!”意思是说把衾被斜过来盖就可以盖住黔娄先生的全身了。
不料,黔娄夫人却答道:“斜之有余,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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