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3部分（第1页）

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的骚乱持续了将近三周后，“巴盟”又试图把动荡和暴力引向拉合尔。二、三十人一伙的暴徒，骑着摩托车在拉合尔的街道上横冲直撞，用石块砸商店的顾客，迫使商家关门。暴徒们还向银行和公共汽车泼上汽油、放火焚烧，然后逃之夭夭。

我和米尔在牛津读着这些报道，对“巴盟”煽动暴乱的行径越加憎恶。这些旧式的政客不愿接受在民主较量中的失败，反而四处制造暴乱、散布谣言。“布托夫人已经带着箱子逃跑了，”“巴盟”妖言惑众，“布托很快也要逃跑了。”

父亲对人民党的力量充满自信，他提出可以举行新的省议会选举，如果“巴盟”能获得多数议席，那么就重新举行全国大选。但是“巴盟”的领导人甚至连坐下来谈一谈都不愿意。他们声称，除非我父亲辞职，其他条件一律不接受。父亲刚刚以绝对优势赢得公正民主的选举，当然予以严词拒绝。

“巴盟”的恐怖主义魔爪竟然伸向了远在牛津的我。3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刚从博德利安图书馆出来，发现一名苏格兰场的警官在等我，感到很惊讶。“很抱歉打扰你，布托小姐，但有消息说你可能会遭遇不测。”这位英国警官对我说。

我想如果不是真有此事，苏格兰场是不会自找麻烦专程派人到牛津来警告我的。从那天起直到6月份离开牛津，我都小心翼翼地按他的指点行事。开车门前我先仔细查看车底下有没有被安装炸弹，进屋前我认真检查房门锁是否完好无损。我还接受苏格兰场的指点，让作息时间不固定。例如，如果我早上10点钟有课，我可能9点半就去，或者一直等到9点55分才去。直到今天我还用着这些当年学到的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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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9）

到了4月初，“巴盟”煽动的暴乱势头大减，巴基斯坦的混乱局面似乎就要结束。但是，这时候形势偏偏又出现了新的不祥的变化。

我的朋友萨米娅写信给我说，人们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些美元，都不工作了，包括我堂妹法赫丽家的佣人和其他几个朋友家的佣人。“我们参加‘巴盟’的游行示威，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佣人们说。她还写道，自3月以来，国内美元泛滥，急速贬值，黑市上的美元价格跌了30％。因为没有明显的经济损失，卡拉奇的私人卡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也举行了罢工，导致工人无法去上班，工厂被迫停工。然而这些卡车和公共汽车却载着人们去参加“巴盟”的示威活动。

亚洲人总是会怀疑别人搞阴谋。但是在这一事件中，父亲和人民党其他成员确信，这次大规模###的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也能看出来，卡车司机罢工时混乱的经济状况与智利曾经发生的情况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年在智利策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和民选政府。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注意到美国外交官近来和“巴盟”成员接触频繁。

“巴盟”发动的罢工运动有这么大影响，也非常可疑。我父亲上任伊始，就听说美国1958年曾与巴基斯坦军方进行了一项绝密行动，即向巴军方教授如何用罢工手段来动摇现政权。这项绝密行动代号“车轮阻塞行动”。现在“巴盟”号召的全国大罢工也叫“车轮阻塞行动”。

我不愿相信美国在暗中破坏我们的民选政府。但是我不由地想起亨利？基辛格1976年夏天访巴时对我父亲说的话。当时父亲坚决要同法国就核再处理工厂进行谈判，因为当时石油价格飞涨，给繁荣的西方经济都带来了严重影响，这个工厂建成后将为巴基斯坦供应能源。基辛格博士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劝说父亲放弃这一谈判。美国政府把这个工厂看成是制造核武器和“###核弹”的潜在装置，他们认为这与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

会谈进行得很不顺，父亲回到家时还气得满脸通红。他告诉我，亨利？基辛格态度粗鲁傲慢，明确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这个“核再处理工厂协议”，要么取消，要么推迟，等出现了新技术可以防止用它来制造核武器再说。基辛格在会谈中说我父亲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但他作为一个“好心人”仍要向父亲提出警告：重新考虑同法国的协议，否则将冒成为“坏榜样”的风险。

虽说三个月之前吉米？卡特已就任美国总统，现在的国务卿也已经换成赛勒斯？万斯，而不是亨利？基辛格了，但我至今无法从大脑中抹去这番对话。美国政府的更迭并不意味着整个美国权力中心的变迁。我攻读政治学有七年之久，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常常独立行事，他们的既定政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不能说服父亲放弃“核再处理工厂协议”，便决定除掉他？难道父亲提前一年举行大选的决定，正中了他们下怀？

我想象得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我父亲的整套档案：此人在越南战争期间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他推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在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支持阿拉伯人；他在第三世界国家会议上呼吁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他是不是越来越出格了？

情报部门得到的另一份报告是两名美国驻###堡外交官的对话录音。“这个党完蛋了！他也完蛋了！”其中一个说，指的是我父亲的政府。“先生们，我们的党没有垮掉。”父亲在一次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回应，“在为伟大祖国肩负的使命完成之前，这个党是不会垮掉的。”此时，逐渐消退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活动也回落到最低潮。“布托是个印度教徒，布托是个犹太教徒。”他们乱喊乱叫，好像这两种宗教是一回事。真主知道，我父亲只信###。

“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里的形势。”母亲写信给我说，“我知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你在那里也能看得到。《早报》是最公正的一份报纸，不偏激。所以，实际上你所知道的跟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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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10）

“我也给萨娜姆（妹妹1975年开始到拉德克利夫留学）和米尔写了信，让他们今年暑假不要邀请朋友来家。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收到我的信，很多信都不知去向了。如你收到这封信，请转告他们，以防他们没收到信。”

“巴盟”领导人仍然拒绝我父亲提出的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建议。面对纷繁不断的抢劫、纵火和暗杀，父亲被迫拘留了一些“巴盟”领导人，希望能暂时平息他们煽动暴乱的呼喊，好让国家安定下来。但是4月20日，蓄谋已久的“车轮阻塞行动”使卡拉奇交通陷入瘫痪。卡车司机罢工，商店、银行、市场和纺织厂仍旧关门。4月21日，依照宪法，父亲派出军队帮助政府恢复卡拉奇、拉合尔、海德拉巴等主要大城市的秩序。抗议活动平息了，反对派预定在4月22日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全国性罢工没能实现。“巴盟”策划的一星期之后200万人进军拉瓦尔品第、包围总理府的“长征”也不了了之。“长征”的失败彻底扑灭了“巴盟”煽动的骚乱。父亲乘车在拉瓦尔品第的街道上经过时，受到人们热烈的欢呼。

但是，“巴盟”煽动的骚乱已酿成大难。数千辆崭新的轿车和公共汽车被烧毁；卡拉奇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推迟工期；以百万计的财产损失难以估量，许多人丧生。6月3日，报纸上说“巴盟”最终同意和我父亲谈判，我顿时松了一口气。父亲看来也已经答应反对派的要求，准备解散政府，重新举行大选。

巴基斯坦似乎终于恢复了理智。谈判进入第四天，父亲撤回了军队。一星期后，父亲又释放了骚乱期间拘留的“巴盟”领导人和其他成员。父亲宣布10月份举行新的大选，这时即使最顽固不化的“巴盟”领导人也似乎对未来满怀憧憬。“现在，我看见了隧道尽头的光亮，让我们祈祷这不是个幻影。”6月13日的《新闻周刊》引用了一位反对派人士同父亲会谈后讲的一句话。

和美国的关系看起来也在好转。巴基斯坦外秘阿齐兹？艾哈迈德飞往巴黎与美国国务卿万斯举行会谈。他带去了一份50页的外交部报告，内容是怀疑美国参与煽动骚乱的一些证据。父亲告诉我，万斯国务卿当时把报告扔在一边说，“不，阿齐兹？艾哈迈德先生，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展开新的一页。”据称，这位国务卿还说，“我们非常珍视同贵国长期亲密的友谊。”

美国人究竟有没有充当破坏父亲政府的角色？我们永远无从考证。此后，我曾试图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利用“新闻自由法”寻找更多的情报信息，但是都没有结果。美国中央情报局送回了六份材料，包括一份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关于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分析报告，那时我父亲还是外交部长。还有一份同期的关于一支民用车队经过拉瓦尔品第的电报。这些材料中只有一份是关于我父亲和人民党的，但只提到父亲提倡1973年宪法时一些人反对的情况。

“对于你要求获得有关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档案，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在中央情报局存有相关的档案。”信中写道，“除非经正式批准，这些资料因涉及国家安全都会予以严格保密。因此，我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种档案的存在，对于你索取有关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材料的请求，我们也予以拒绝……”

1977年巴基斯坦的事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想要它发生。如果“巴盟”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如果父亲的陆军参谋长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权欲，民选政府就不会被推翻。这些是我们需要永远牢记的深刻教训。美国的举动是为了它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我们有些人的行为却违背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有些人开脱罪责，把1977年事件的责任全都推给美国。但是，如果我们中没有人同美国人相勾结，没有人为了追逐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利益，那么民选的巴基斯坦政府就会安然无恙。然而，我当时还只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还理解不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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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11）

1977年6月　21日，我24岁生日。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外面已经阳光明媚，看来是个大热天。我期盼着自己的生日和告别聚会，我就要返回巴基斯坦了。聚会地点选在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学生宿舍前的花园里。花园里的人群摩肩擦踵，我那天邀请了我的牛津校友通讯录上的所有人，而且人人都来了。我们一边吃着奶油草莓，追忆往事，一边互相交换家庭地址。

就要离开牛津和牛津的朋友们了，我十分悲伤。也就要离开我那辆黄色小汽车了。米尔准备在秋季替我卖掉。四年来我的小汽车充当了为朋友们传达信息的公告牌，也收到了交通管理员的不少违章罚款单。但一想到巴基斯坦的锦绣前程在等待着我，我就兴奋不已。父亲为我拟定了一些初步规划，跟我商量，包括夏天在总理办公室和省际共同利益委员会工作，让我了解各省的共同关切。父亲还告诉我，他将在　9月派我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去联合国，让我正式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然后11月份回国，准备12月份的外交部考试。那里有我的未来，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清楚明了，安排得妥妥当当。

很明显，父亲盼望我回到他的身边的心情就像我盼望回家的心情一样急切。“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全力让你迅速并愉快地重新适应巴基斯坦的生活。”他在信中说，“然后，你必须自力更生。当然，你得忍受我那令人讨厌的幽默。遗憾的是，到这个年龄我不可能改变性格了，即便如此，对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将做出最大的努力。麻烦的是，你也很有个性，眼泪从你的眼睛里流出来就像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一样迅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血肉。”

“让我们订立一个君子协定来相互理解，你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怎能会让荒漠没有温度，让高山失去白雪呢？你将从你的价值观念中，从你的内在美德中，发现你的阳光、你的彩虹。你将变得更加完美。让我们为收获令人赞叹的成就而共同努力吧。我们一定能做到。”

1977年6月25日，我和米尔乘机飞回拉瓦尔品第同父母亲团聚，其他家庭成员沙？纳瓦兹和萨娜姆也分别从瑞士的学校和哈佛大学回到家中。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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