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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张国焘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第八部分:锤炼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1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一九八七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元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一九二三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一九二六年九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六月,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一九三○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被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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