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1部分（第1页）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30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个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H”，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H”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H”。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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