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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在安娜帕娜的例子中,效用值是唯一的,雇人的钱是同一笔钱,同一个数;但价值是多元的,同一笔钱有实现三种价值的“能力”,平等主义的价值(迪努)、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毕山诺)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若季妮)。而三种价值是异质的、相对的,难以通约和比较。

那什么叫“好”的呢?“好”(善)是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上述选择可以说都符合“好”的标准,同等地看待它们,显示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

显然,这没有那么可怕。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多元选择,可以说将司空见惯、无处不在。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经济学只考虑中间结果,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或归于心理学,或归于伦理学。但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真实世界中的最终结果(幸福或正义),而不是中间结果(如效用)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后现代经济——福利(2)

互联网站在哪一边呢?因为它必须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向精神文化体验方向发展,所以,它只能投后现代主义一票,否则它在经济实践中就会赔惨了。比如,为什么《传奇》好,世嘉的网游在中国就吃不开?没什么好讲的,人心就像东南西北风,非要纳入经济人理性的模子就脱离了真实世界。

这些道理,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不屑于把它纳入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只有求助于阿马蒂亚?森和卡尼曼这样具有前卫意识的“伦理—心理”型经济学家,才能把这些现象纳入规律研究。

要想深入了解这种情境,请参见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

利用计算机提高创造新奇事物的能力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带来一个突出的新现象。用西托夫斯基的话说:“和人脑相比,计算机技术更适合于制造有限度的新奇性,它们干得更快,干的量更大。计算机可能成为艺术家们提高产量的一个有效工具。”①亚伯拉罕?莫里斯就呼吁采用计算机技术,以提高艺术家创造新奇事物的生产率。②

新奇性,是我们所说的品种经济性的另外一种说法。品种经济性是相对于生产者说的,新奇性是品种多样化带给用户的体验和福利。二者是从不同角度说的,但反映的是一回事。

与新奇性相对的是单调性。单调性是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性带来的痼疾。个性化,或用户选择的多样性,要求产品克服单调性,而具有新奇性。

新奇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异质性,即某感觉所包含的信息量和新奇度;二是人认知信息的异质性,即大脑处理信息和将它与已存信息联系起来的能力。③

根据心理学中的冯特曲线,新奇性的事物对人的吸引力,随着新的程度和奇的程度的提高,开始上升,随后下降,呈正态分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新厌旧现象。

这要求新奇性必须靠品种的多样化来保证,人们对前一个品种不再感到刺激后,就需要有新的品种提供新的刺激。

互联网上充满新奇事物和新奇刺激,人们的喜新厌旧表现得格外明显。互联网对于人们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个性化的有效性如何越来越成为新的问题。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福利经济学来说,要求福利多元化的解释。

有钱不等于快乐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比如,在1 000美元之下的(农业)社会中,温饱就是幸福;在1 000~3 000美元的(工业)社会中,有钱就是幸福;在3 000美元以上的(信息)社会中,自由才是幸福。农业社会的幸福观是生存幸福观,温饱就是幸福,因此把农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工业社会的幸福观是发展幸福观,有钱就幸福,因此把工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富裕问题。信息社会的幸福观是自我实现幸福观,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幸福,因此把信息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自由(即“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问题。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观察和谐与幸福的条件得出的结论。

与历史主义对立的是普遍主义(又称教条主义),它是工业化的思想基础。普遍主义包括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极左教条主义,即计划经济的僵化观点;一种是极右教条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僵化观点。它们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希望把工业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结论普适化,拿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生搬硬套。首当其冲的矛盾,就发生在与信息社会观点的冲突中。举例来说,按照普遍主义或工业主义的观点,有钱自然就会快乐,GDP发展人民自然就会幸福。但信息化的观点认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更多地从物质需求向文化需求发展,富裕(不管是先富后富,还是共同富裕)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 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 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才能保证不做辛辛苦苦的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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