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妹妹笃子小学二年级时,被德本京介乘坐的轿车撞了。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早晨。
我们居住的靠近川崎赛马场的出租屋,位于车流量较大的第一京浜的岔路口。从二楼的房间经过铁质户外楼梯下楼,路边没有像样的人行道,直接就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每当第一京浜交通堵塞,赶时间的货运车或公司车辆经常会开进来,妈妈和我总是叮嘱笃子,走路千万要注意来往车辆。
那天是元旦,不只是笃子,我们都没考虑那么多。
笃子早上起床,从信箱里取出新年贺卡,写完几张漏掉的、准备回给朋友的明信片,对我们说:“我去把贺卡寄出去哦!”
我睡眼惺忪地望着她手中的新年贺卡,任由她自己出门了。邮筒就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穿过出租屋楼下的单行道,往法院方向走就是了。
薄薄的门关上了,不过几秒钟,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是汽车急刹车的声音。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瞬间。
一听到声音,我和母亲立刻察觉到一定是笃子出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全身上下的血液迅速离我而去。
母亲穿着睡衣,紧闭双唇冲出房间。我回过神来,也跟在她身后。
走出房门时,那个早晨异常温暖的空气,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笃子倒在路边,身穿西装的大个子男人蹲在她身旁。黑色的高级轿车停在两米开外的地方。
“笃子!”母亲尖叫一声赶过去,生锈的楼梯被踩得哐哐作响。
男子听到喊声慌忙转过头,慢慢站了起来。
我们赶到笃子身边时,驾驶员已经跑去附近的公共电话亭叫救护车了。
笃子右腿根部疼痛不止,但意识很清醒。一见母亲赶来,她就哭了起来,不过倒也没有泣不成声。
我们一同乘坐救护车,德本的车则跟在后面。
到了医院,他一句辩解都没有,开车的年轻驾驶员也不发一语。
“我对令千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弥补。”他不断鞠躬认错,在我们面前反复表达歉意。
笃子的状况比表面看上去要严重,右侧股关节多处开放性骨折。
医生说必须进行手术,并且或多或少会留下后遗症,母亲慌了神。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失踪了,与医生面谈时我也在场。当年我十一岁,还有几个月就升六年级了。
“请您一定要救我妹妹!”是我抢着低头拜托医生的。
这一日,听说京介的太太美千代也赶到了医院。母亲死后,她突然登门拜访,表示以前曾在医院见过我,而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也许当时妹妹突然遭遇交通事故,让我的内心如一团乱麻。
经过元旦那天的手术以及半年后的第二次手术,笃子康复了,然而她的右腿留下了后遗症,稍微有些跛。正面很难察觉,但从背后或侧面看的话,走路的姿势明显不对劲,右腿有残疾是一目了然的。
德本产业的代理律师跟我们谈庭外和解。相关事宜我这个小学生自然无从插嘴,但德本家愿意支付的赔偿金额似乎相当有诚意。
两年前,父亲带着年轻女员工人间蒸发,母亲独自一人经营市政厅附近的小咖啡店。可是客流量持续减少,家庭收入每况愈下。为家计所迫,在父亲离家出走后半年,母亲将原本居住的公寓解约,搬到了赛马场旁边这幢破旧的出租屋。
笃子做完第二次手术两个月后,母亲关掉了咖啡店。虽然生意难做,但若没有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店铺,未来的日子我们三个要如何生活下去呢?
“我们家还有钱吗?”我问母亲。
“德本家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母亲低声道。表情看起来很复杂。
事故过去一年多,一九七七年一月中旬,母亲在川崎站东出口的商业街“银座街”外围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为“万福”。
这家“万福”的生意也不怎么好。我们依然住在那个破出租屋里,日子过得格外朴素平实。尽管如此,但一家人的生活已经略有起色,不再是父亲刚走后那三年的状态——随时都可能落入人生最糟糕的深渊。
饭馆开张那年的春天,我刚念中学,放学回来总是去后厨帮忙。笃子下课后就在饭馆二楼玩,那是作为仓库使用的一个五平米左右的房间,她在那儿待到打烊,我一有空就去二楼照顾她。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我们一家三口最亲近的日子。我感到快乐。
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最为温暖的季节吧。
升入高中的那年春天,母亲诊断出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进入末期,母亲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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