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莉莉安·斯莫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联邦调查局出于对她自身安全的考虑,隔绝了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为止。虽然莉莉安就住在布鲁克林6地区的威廉斯堡,而我就住在曼哈顿7,但我们从未见过彼此。以下内容源自我与莉莉安之间的多次电话内容脚本和电子邮件内容。
那天早上,鲁宾一起床便开始显得十分躁动不安。于是,我只好把他安置在电视机前,让他看CNN的节目。有的时候,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他安静下来。鲁宾一直都非常喜欢看新闻节目,似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内容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还常常会装模作样地与电视里的那些“大话精”或是政治分析家激烈争辩,就好像他们能听见他说话一样。所以,在我看来,鲁宾是绝不可能错过中期选举过程中的任何一场辩论和采访的。然而,就是这个原因让我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连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没错,就是那个总是假装自己说不好“同性恋”这个词的蠢货。当鲁宾想要努力回想起那个笨蛋的名字时,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脸上流露出的那股挣扎的神情。是的,他一直在故意向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而且已经瞒了好几个月了。
坠机事故发生的那天,电视女主播正在采访某位时事评论专家,并与他共同探讨总统初选结果的可能性。在采访过程中,还没等这位专家把话说完,女主播就突然打断了他:“非常抱歉,我在这里必须要打断您一下。我们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少女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区坠毁了……”
没错,当我第一次听到飞机坠毁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念头便是9·11事件。是不是恐怖分子捣的乱?是不是飞机上有炸弹?我猜想,每一个纽约人在听到坠机的消息时,大概都会这么想吧。
接着,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直升机拍摄的鸟瞰画面。画面虽然并不是很清晰,但是隐约可见沼泽的中央有一大摊的油渍。大概是飞机坠落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使整个机身都被沼泽吞没了。当时,尽管房间里十分温暖,但是我的手指却冰凉冰凉的,就好像在捧着一大块冰块似的。我迅速将电视频道转到了一个脱口秀节目上,试图摆脱这种失魂落魄的感觉。我回头看了看鲁宾,他已经不知什么时候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我赶紧进屋把床单换了下来,好拿到楼下的洗衣房去。
我刚做完手头的事情,电话就响了。我忙不迭地跑过去接了起来,生怕吵醒了鲁宾。
电话是莫娜打来的,她是萝莉最好的朋友。我心里不禁纳闷,莫娜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呢?我们俩的关系一直不好,她也知道我从来都看不上她。在我心里,莫娜是一个很放荡的女孩子,甚至可以说是作风不正。萝莉大学期间,就是受她蛊惑,才会跑去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生意的。虽然这些生意最终的收益都不错,但我还是看不惯莫娜身上的那种气质。和我的萝莉一样,莫娜现在也到了不惑之年,却还是改不了那种轻浮的生活方式。在她还没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先后离过两次婚了。在电话的另一头,莫娜既没有和我打招呼也没有问候鲁宾,张嘴就问道:“萝莉和鲍比回家的飞机是哪一班?”
我心里的那阵凉意顿时又卷土重来。“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他们根本就没坐什么飞机呀。”
她焦急地说道:“莉莉安,萝莉没告诉你吗?她要飞到佛罗里达去给你和鲁宾找房子。”
我的手一软,话筒一下子就从手中滑了下去。莫娜那唧唧喳喳的声音还在话筒里回荡着,不知在说些什么。我的双腿也突然变得十分无力,整个人一下子跌坐在了地板上。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祷着,祈祷这一切只是莫娜的恶作剧而已。她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不是吗?于是,我连再见也来不及说,就挂上了电话,赶紧拨通了萝莉的手机号码。可是我的电话竟然被直接转接到了她的语音信箱里。这样一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记得,萝莉前几天跟我提过一句,说她要带着鲍比去波士顿见一个客户。还叮嘱我若是几天联系不到她,也不要为她担心。
哦,我现在多么希望鲁宾还是清醒的呀!他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做。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感受还只是一种单纯的恐惧感。和看恐怖电影或被疯癫的流浪汉搭讪时的恐惧感不同,那是一种让人感觉极其压抑、无法自控的感觉,就好像四肢和身体分了家一样。这时,我隐约听到鲁宾那边有些动静。为了不吵醒他,我手足无措地跑去敲了隔壁邻居的门。感谢上帝,我的好邻居贝琪正好在家。她看了我一眼,就赶紧把我拉进了屋里。那时的我大概是面如土色、精神恍惚,甚至都没有在意她屋里飘着的浓重烟草味。贝琪人不错,常常会在她想喝杯咖啡或是吃块饼干时来敲我家的门。
在问明事情的缘由后,她体贴地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并逼着我把它一饮而尽,好让我冷静下来喘口气。她还主动请缨,说要帮我去照看一会儿鲁宾,好让我腾出工夫来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愿上帝保佑她。尽管她后来的言行背叛了我,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那天的善举。
航空公司的电话总是占线,因此我只能一直守在电话旁等待有人来接听。就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似乎明白了生不如死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在焦急等待着询问自己至爱亲朋的消息时,还要一遍一遍地反复听着《伊帕内玛姑娘》8的转接铃声。
直到现在,每当我听见这首歌,都会不禁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且还会连带着想起贝琪家廉价白兰地的苦涩味道,以及客厅里鲁宾的声声呻吟,和厨房里那股挥散不去的隔夜鸡汤的香气。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重拨了多少次那个该死的电话号码了。就在我几乎快要放弃时,电话突然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于是我赶忙将鲍比和萝莉的名字报给了她。尽管她竭力保持着一副十分专业的腔调,但我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有些紧张。她在电脑上滴滴答答地敲了一会儿,那几秒钟时间在我看来却像是过了好几天。
噩耗最终还是被证实了,萝莉和鲍比就在这架航班的旅客名单上。
我语无伦次地告诉她,这一定是搞错了。萝莉和鲍比是不会死的,绝对不可能!要是他们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有感觉的!我一定会有感觉的!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也根本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这样的严重抵触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夏尔曼第一次来到我家拜访的时候。她是红十字会专门指派给我的一名创伤治疗顾问。我记得,我当时还毫不客气地告诉她去见鬼吧。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尽管我从心底里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直接去坠机现场看看。其实,我这么做也只是想离他们更近一点而已。万一他们母子俩还活着呢?我承认我当时的思绪相当混乱,完全失去了理智。空难发生后,有关部门很快就实施了空中交通管制措施,因此,是不可能有飞机会带我到事故现场去的。而且,如果我真的走了,那么鲁宾要靠谁来照顾呢?天知道我要离开多久。难道我应该把他送进养老院里去吗?
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满脑子想的全是萝莉和鲍比。我家的墙上四处都张贴着他们母子俩的照片。这其中不仅有萝莉怀抱着刚出生的鲍比、对着相机甜美微笑的画面,也有鲍比在科尼岛上手举着一块巨大饼干的留影。当然了,还有萝莉上小学时的照片,以及萝莉和鲍比在小蜜蜂餐厅为鲁宾庆祝七十岁生日时的合影。谁曾想,就在短短两年之后,鲁宾的记忆力就开始大幅衰退了。不过,好在他现在还认得出我是谁,也认得出萝莉是谁。我至今还记得萝莉第一次告诉我她怀孕了的时候的场景。一开始,我并不认同她准备去精子库里购买精子的想法。她把这件事说得就好像和买衣服一样简单。可是不久以后,她就背着我们去做了人工授精的手术。这一切在我看来太不近人情了。“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妈咪。”(她都快四十了还是坚持要叫我妈咪)她撒着娇对我说道,“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咱们还是接受事实吧,白马王子是不会这么快出现的。”当然,在我第一眼看到萝莉抱着鲍比时,一切的疑虑就都烟消云散了。她是个多么完美的母亲呀!
说到房子的事情,我更是感到深深的自责。萝莉知道,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搬回佛罗里达去,住进一间阳光充裕、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和鲁宾一起颐养天年。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踏上这趟旅程的原因。我猜,萝莉大概是想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吧。上帝保佑她的灵魂。这就是我的萝莉,一个既无私又宽容的姑娘。
挂上电话后,我便开始在房间里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任由贝琪在一旁使出浑身解数哄着烦躁不堪的鲁宾。我还不停地拿起电话听筒,想要确保电话线路是通畅的,接着又再度放下,就好像它是一块烫红的烙铁一样,生怕萝莉会在这分秒之间打电话给我,说她没有赶上这趟飞机,抑或是她和鲍比决定改乘其他的航班之类的。
电视新闻里又开始插播有关其他坠机事件的报道了。我像疯了一样不停把那台该死的电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迟迟不能决定是否要进一步了解事故的进展。哦,那些惨不忍睹的现场画面呀!现在想起来很奇怪,当我看到那个幸存的日本男孩被从森林中抱出来并送上直升机时,我的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嫉妒。没错,就是嫉妒!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小鲍比还生死未卜。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发生在佛罗里达的这起坠机事故现场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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