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彼得他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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