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不用,”医生在他背上拍了拍说,“等您那只鸡斗赢了,一总算账吧!”
上校去了趟裁缝铺,把那封秘密信件传给了阿古斯丁的伙伴们。自从上校党内的老伙伴们一个个被打死的被打死、被赶走的被赶走,而他自己也变成了除去每星期五等等信外再也无事可做的人之后,这儿就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
午后暖洋洋的天气使女人精神焕发。她坐在过道里的秋海棠间,守着那只旧衣箱,又开始表演她那不用新布料就能缝制新衣的绝技。她把袖子改成领子,又用后背的布做成袖口,再用五颜六色的布头拼成完美的方形补丁。院子里,一只蝉唧唧地叫个不停。太阳西坠,但她没有注意到秋海棠上的落日余晖渐渐暗淡。直到天黑时上校回到家里,她才抬起头来,用手揉了揉脖子,活动活动浑身的筋骨,说:“我脑袋都木了。”
“你那脑袋从来都是木的,”上校说,接着发现妻子浑身披挂着花布片,“你活像只啄木鸟。”
“要给你做件衣服,还真得有半个啄木鸟的本事。”她说着展开了一件用三种颜色的布料拼接起来的衬衣,领子和袖口的颜色倒是相同。“等过狂欢节的时候,你把外套一脱就成了。”
六点的钟声打断了妻子的话。“主派天使告知马利亚。”她一面大声祈祷,一面收拾衣服走进卧室去。上校则同那些放了学跑来看鸡的孩子们聊天,他猛然想起明天就没有玉米喂鸡了,便走进卧室向妻子要钱。
“咱们恐怕只剩五十生太伏了。”她说。
钱被她包在手帕里,打了个结,藏在床垫底下。这是阿古斯丁那台缝纫机换来的钱。九个月来,他们一生太伏一生太伏地花着这笔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着那只公鸡。可现在只剩下两枚二十生太伏的和一枚十生太伏的硬币了。
“去买一磅玉米,”妻子吩咐道,“用找的钱买点咖啡明天喝,再买四盎司干酪。”
“再买只纯金的大象,挂在咱家门口。”上校接过话头说,“光是玉米,一磅就得四十二生太伏呢!”
他们沉思了半晌。“鸡只是畜生,可以凑合几天。”妻子先开口说道,可丈夫的脸色使她不得不再考虑。上校坐在床沿,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把钱在手心里掂得叮当乱响。“这事由不得我啊!”他终于开了口,“要是依我的性子,今天晚上就把它炖了。一顿吃五十比索,吃伤了也是好的。”他顿了一下,拍死了一只叮在脖子上的蚊子,然后看着在屋里转来转去的妻子。
“我担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小伙子都在攒钱呢!”
妻子沉思着,在屋里喷了一圈杀虫剂。上校发觉她神思恍惚,仿佛正把家里的鬼祟召集在一起商量。末了,她把喷雾筒搁在有石印版画的小祭台上,栗色的眼睛直视着上校那同样是栗色的眼睛。
“那就买玉米吧,”她说,“上帝知道我们该怎么混下去。”
“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老两口坐下来吃饭,上校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浑身解数,仿佛找到了一种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维持生计的诀窍。十月里雨居然多停了几天。潮湿转成闷热。沐浴在古铜色的阳光下,妻子完全缓过劲儿来了。她用了三个下午精心梳洗头发。“大弥撒开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对她说,当时她正用一把宽齿梳把满头长长的青丝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膝上搭了条白单子,用篦子把犯病以来头上生的虱子篦了下来。最后,她用薰衣草泡水把头发洗了一遍,晾干后盘成两圈挽在脑后,然后用压发梳别好。上校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为公鸡的命运担忧。星期三,小伙子们把它称了称,发现它状况良好。
当天下午,阿古斯丁的伙伴们兴高采烈,料定这只公鸡必胜,当他们一边打着如意算盘一边离去时,上校也觉得心情舒畅。妻子给他理了个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他摸了摸头说。妻子也觉得丈夫说得有理。
“等我病好了,我连死人都能整治活呢!”她说。
可是,她这股乐观劲儿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家里除去挂钟和那幅画以外,再没什么可卖的了。到了星期四晚上,里里外外已经一贫如洗。妻子对眼下的处境显得忧心忡忡。
“别着急,”上校安慰她道,“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所门口等汽船。
“飞机这东西真了不起,”上校盯住邮包说,“人家说它一晚上就能飞到欧洲。”
“确实如此。”医生说,用一份画报当扇子扇着。上校在等船靠岸后准备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电局长。局长第一个跳上船,从船长手里接过一个火漆封口的信封,然后又上到舱顶,邮袋就拴在两只汽油桶中间。
“可它也不是没有危险。”上校说,他突然看不见局长了,幸好随即又在卖冷饮的小车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的进步可不是一点代价不付的。”
“现在坐飞机比坐船还保险,”医生说,“两万英尺的高空上,再大的风暴也吹不着它。”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了一句,他搞不清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多高。
医生更来劲儿了,他用双手把那份画报展平,并使它一动也不动。
“平稳极了。”他说。
可上校正一心挂在邮电局长身上,看着他左手端起杯子,喝干了泛着粉红色泡沫的冷饮,右手提着那个邮袋。
“而且,在海上,还有船一直和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周到的防备,真比轮船还稳当。”
上校看了他一眼。
“当然,”他附和道,“肯定就像地毯一样平稳。”
局长径直朝他们走来。上校怀着难以克制的焦切心情,不由得退后一步,试图看清那个火漆封口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局长打开邮袋,取出一卷报纸交给医生,然后才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封套,查了查件数,又一封封地念着收件人姓名。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他看了看大标题说,“西方丢了地盘。”
上校没去看那些标题。他正在全力对付自己那发胀的胃。“自从实行新闻审查以来,报纸上就只谈欧洲了,”他说,“最好欧洲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到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各自的国家在发生些什么事了。”
“在欧洲人眼里,南美洲就是一个随身带着吉他和左轮手枪的小胡子男人,”医生边看报边笑着说,“这里的问题他们完全不懂。”
局长把医生的信递给他,其余的都塞进邮袋,又把袋子扎紧了。医生正打算看那两封信,但在拆信前先看了上校一眼,然后望向局长。
“没有上校的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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