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后记 天下乌鸦一般黑（第1页）

五月中旬，我带着这本书的初稿，由纽约飞台北。送我去机场的司机，一面开车一面抱怨，他已经十五个小时没吃东西，饿得胃直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因为明天要做大肠镜，接着叹口气，说隔一阵还得做胃镜，又不解地说：“奇怪了!前两年自费看病的时候，是直肠镜和胃镜一起做，省了不少时间体力，而且只要禁食一次，而今有了保险，不知为什么反而要分开做。问医生，医生说碍于规定。”我笑笑，说大概碍于保险公司的规定吧!可能保险给付太少，医生不得不分开做五份开报。

我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前台湾新闻才提到，国际管理大师迈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批评台湾医生治疗一个病人平均只花三分钟。这是因为医保减少对医生的给付，逼得医生只好以多看病人（多要病人回诊）增加收入，堪称医界的“癌症”。美国跟台湾的问题应该差不多。在飞机上翻阅杂志，看到一个占四分之一版的广告，印了一堆像药品的彩色图片。其中一盒上面写着“妇瘤xx”的中英文大字。下面则用粗黑体的文字印“妇女瘤体克星、免手术之苦”。接着七行小字，写着“瘤体手术切除后复发；经色啡黑、淋漓不断；瘤体较大，压迫引起腰痛尿频…”之类的形容。其余五种，也都印着各种病症、疗效的说明。只是在那广告旁边还有一行直排的不足一毫米的英文小字，我在灯下用足了眼力，总算看清楚上面写着“这些说明未经食物药品管理局评估。这些产品不是用来作为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之用（中译）”之类文字。另外有一行同样小的中文字：因个人病例案件不一，仍应该找医生诊断。放下杂志，我想：如果得了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的妇女，看了这则广告，没注意那行小字，或不懂英文，以为吃那产品就能免手术之苦，会不会因此延误病情，错失早期治疗的机会?

事情真巧，接着翻阅《联合报》，看到长庚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惠珀的一篇读者投书。王医师举出一种专利到期的血管药为例，说原厂药的医保给付价十九元，学名药才十四点五元，药效一样，医保一年却为原厂药多付了六点三亿。而许多原厂药根本是那些药厂委托台湾药厂代工生产的。造成消费者以原厂品牌的高价，吃本地代工的药。文章结尾，王惠珀医师以愤慨的语气说：价格的游戏…反科学，让懂药的我觉得很窝囊。消费者在违反公平交易的市场上付费买药更窝囊。不吃药却糊里糊涂在为“逾专利保护药”付费的纳保人最窝囊。

五月底，我应邀由台北飞往昆明。才下飞机，就听说中国国家药监局原局长被判了死刑。因为近十年间，他直接间接收取贿赂，竟然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核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大陆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听说我正写作这本书，而且似乎只要我提到医疗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苦可诉。问题是，我在大陆各地旅行了三个星期，跑了十七个城市，做了许多调查访谈之后，发现大陆同胞的保健知识奇缺。他们可以一边喊自己有糖尿病，一边大碗地吃面、吃饭，说面饭不是糖，所以多吃无碍。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位朋友的胆固醇和血糖高得惊人，医生没嘱他控制饮食和服药，反建议他去“洗血”。据说一次要十几万元。我心想：如果他穷，医生还会这么建议吗?恐怕反倒采取正规的治疗方法了。

这正合了我书里写的，有时候有钱人反而受害。

七月中旬，我又回到台北。时报出版社的朋友请我吃饭，并送我一本他们出版的杰佛瑞。罗宾森写的《一颗价值十亿的药丸》（Prescription　Games）中译本。书里说了一堆制药界的黑幕，其中有一段的内容好像中国国家药监局案子的翻版：联邦调查人员发现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有些人涉嫌受贿，让某些药物快速过关，有些则摆在一边。结果，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局长为此下台，涉嫌的人员多达四十二个，还有十家药厂…只是美国的那位管理局长幸运多了--他没被处死。

自从我写此书，一方面因为对这类事件变得特别敏感，随时有“触动”。一方面因为朋友听说，纷纷提供资料。使我不得不把篇幅扩大。说实话，原先我只想把医疗方面的题材，作为《我不是教你诈》第五集中的一部分，到后来竟然不得不成为医疗真实面的专题书。如同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大陆，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却处处听说医疗的黑幕。

这本书没有任何偏颇与预设立场，我是从多元的角度分析批判美国和海峡两岸的医疗问题，并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当我批评医院红包文化的时候，同时会提出这可能由于制度的不公平。当我怨医生巧立名目增加病人不需要的回诊时，会说可能也因为保险给付的问题。当我怪药局推销保健食品时，同时提出诊所兼设药局，可能抢走太多专业药局的“处方”生意。当我说高龄医生的手可能不稳，不宜动精微手术时，也强调老经验是无可取代的。希望读者在看到负面批判时，别忘了正面的肯定与建议。

为了慎重，我也做了许多查证的工作，甚至走访一家又一家药局，探询许多医生的意见，甚至在水云斋网上刊出一篇又一篇书中的章节，征询大家的意见。我在网页上写得很明白，因为怕东西写得太辣，读者无法接受，所以做民调。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我才出版。所幸绝大多数的回函都“挺”我，支持我书中的“良医角色”，只有少数人叫我小心被告。我甚至把这本书的三校稿交给一位武汉的护士，请她帮我求证。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找医生，却找护士”，这答案应该在书中已经有--护士往往看得更清楚，也更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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