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的公路多,也是有其原因的。中国南方大牲畜较少,甲壳虫、卡车、三轮车和拖拉机出现后,很受欢迎。太平汽车厂的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到美国。甲壳虫在国内的售价980元,在美国的售价598美元,比福特T型车的价格还便宜,速度更快,舒适性更好,也同样安全耐用。相对甲壳虫和福特T型车的两人座而言,太平汽车厂又设计推出了一种家庭用车,双排座,可以乘坐四人,最高速度47。5kmh,售价1350元,在美国的售价798美元,也很受欢迎。现在,联省拥有汽车超过十一万辆,公路建设自然很受重视。重要的城市与城市之间,都修建了标准的等级公路,就是县城间多半也修建了简易公路。这些汽车使用的汽油和柴油,自然也是董氏供应。董氏石化公司主要以合成纤维、塑料、阿斯匹林、润滑油、煤油、汽油及柴油制品而著称。
兴华银行资本雄厚,又有背景,开业之后,服务周到,信誉良好。在“二次革命”中虽然被迫短暂停业,但在开业以后,卫天行准备了大量的银元和外汇,需要提款的,一律通兑。短暂的挤兑过后,反而树立了信誉。随后,联省又宣布,安徽票和银元是唯一指定货币。其它货币皆禁止流通,纳税不可使用。接着,兴华银行又将存款年利率提高到2~3%,吸纳了大量存款。加之,军政府的种种债券都由其主持发行。兴华银行又接受军政府委托,发放了农村改革时的低息贷款。在军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兴华银行不断发展壮大。此外,兴华银行还对有利可图、信誉优良的企业发放了相当数额的商业贷款。
需要注意的是,军政府于1917年末组织了联省储备银行,负责货币发行等工作。储备银行隶属于财政司,只向政府负责。从此以后,兴华银行不再具备货币发行权。但是,负责管理联省储备银行的七人委员会,与董氏关系密切,长期控制在董氏的手里。董氏换了个面目,继续掌握着货币发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董氏在中国的货币发行上,依然拥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兴华银行很快将触角遍及东南,转而又以董氏美国银行的名义,在北方成立了中国分行。该行与兴华银行一体两面,互相承揽对方的业务。兴华银行成了唯一一家,营业网点遍及中国的银行。兴华银行很注重人员培训、制度规范和情报分析,有自己的资料库、分析室和信息中心,时时关注客户,及潜在客户,并且服务热情,因地制宜。所以,发展很快,目前投放的贷款出现的坏帐也很少。1917年年底,兴华银行注册资本总额超过十亿,存款总额高达一百一十五亿元。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就是在世界范围,也是大型银行了。
以南方的商业情况,自然有许多家私人银行成立。其中,又以上海成立的私人银行尤多。只是这些银行,规模较小,业务范围多也只限于当地,不过是地方银行罢了。目前,还没有银行,能够挑战兴华银行地位。
时人评价说,在一切有利可图的地方,在所有企业发展的背后,只要注意观察,你都能看到兴华银行的影子。
上海自1912年起就形成了以茶楼为日常联络点的股票买卖市场,1914年,上海十二家股份有限公司在九江路设立上海股票商业公会。
同年,董氏联合大通集团等十九家公司,共同向财政司申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1915年5月,上海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3000万元。 这是一种会员制的交易所,也是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因为参与者实力雄厚,交易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规则设立比较规范——参考了欧美的交易所制度。所以,在初期,花纱、钢铁、粮食等物品交易很是红火,而证券交易则业绩平平。当时交易的证券只有农村土地债券、教育公债、建设公债,以及少数私人企业的股票。这些私人企业规模多半不大,多数的大企业股份,会直接在私人手里交易。像牟氏、大通这样的大型私人企业,通常很少向公众筹集资金。需要资金时,它们更习惯求助于兴华银行,或者私人。直到后来,军政府通过交易所筹集资金,修建了几条不很重要的铁路支线,并将债券的发行工作交给交易所,证券交易方日渐兴盛起来。然而,证券交易的发展速度,远不是期货能比较的。没有几年,证券交易的收益就超过了期货。
随着欧战的持续,联省在前期鼓励发展的工商业,都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同时,这也使得联省税收大增,财政状况迅速好转。1915年,联省的财政收入为41200万,加之教育公债,勉强实现了收支平衡。由于当年减少了铁路修建计划,从而使建设公债有了富余,联省以此为资本,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对重点行业提供补贴,并提供了小额优惠贷款,给发展良好的企业,加速其发展。1916年,联省的财政收入为73150万元,首次在无公债的情况下,实现了盈余。1917年,联省的财政收入突破10亿大关,达到107280万元。
联省既然有了钱,许许多多的工作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
比如说,文物保护,及考古挖掘工作。联省还是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此前已经成立了三家博物馆。虽然,联省每年拨出的资金有限——在这种时候,我不可能为了古董,而放慢工业的发展——却在政策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通过税收的减免,来支持成立私人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至于考古挖掘工作,联省在这两年,终于能够拨出资金,来支持各学校的历史研究人员,从事此类工作。每年经费,大概有个二、三十万的。
联省终于普及了义务教育,虽然有许多周边省份的人,拖家带口来到联省打工,增加了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员配备。但是,联省仍然提前半年,完成了预订计划。高等教育,也有了一定进步。安徽最初建立的学院科系,已经逐步完善,走上正轨。各省至少建有一所公立大学,并支持成立了若干私立学校。
一个国家的科研投入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联省自然……达不到,我粗略的估计一下,最多也就是2%,差的远嘞。然,实际情况如此,我也没有办法。一者,联省为了鼓励工商,税收较低,所得税不过10%,而欧美的平常也要16%左右;再者,联省地关税不能自主,也就是说,关税非常低。各国的关税一般在30~50%,而中国的为5%。以1917年联省出口总额36。1亿元计,在欧美可以获得关税5~8亿左右;而在联省,只能够收取关税1。8亿。联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一百二十亿元,3%不过3。6亿元,欧美国家自然轻而易举,可联省就出不起了。军政府1917年对科研的投入九千八百万,加上企业的私人投入,也就是1。5%上下。
联省出资,主要是支持一些基础科学,以及必须科技的研究,针对数学、物理、化学、力学、高能物理、精密机械、光学、电磁、地理、气象、天文、生物、农业、林木、畜牧、海洋、船舶、航空、经济、管理、历史、心理、病毒、欧美人文、亚洲文化等数十个方面,几百项课题,提供研究支持。其中,联省很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但是,欧美人文和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则与其名字不相符,它们主要是对各国的整体情况加以研究分析,研究其政治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
此外,还有许多私人的研究机构,研究各种应用技术——基本都是董氏投资的。董氏所属的研究机构,资金技术等实力雄厚,研究范围也更为广泛,包括:冶金、材料、物质结构、电子、电磁、电机、航空、车辆、船舶、动力、能源、化工、精密机械、药物、重型机械、农用机械、自动化、工程管理等方面。可以说,董氏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要超过军政府支持的项目。只是两者侧重点不同,董氏更重视应用科学,要取得效益;而军政府考虑的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研究理论更多一些儿。
举个例子,像董氏的黄山研究中心,就包括光学、电磁、电子、高能等几方面,近百个课题。再举个夸张的例子,董氏的人造钻石项目。钻石的工业用途很广,在精密机械、光学仪器生产中,用到钻石的地方很多。这个项目,应该算是最不负责的研究了。专职研究人员不足二十人,其它人员一律外借。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其原因的——谁都知道,钻石产生于高温高压中。但如何产生这高温高压的,就是个难题了。所以,此项研究历经很多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进展缓慢。因为该研究必须要有高温高压设备,所以只能随着材料、加工能力、高温、高压等等技术的进步,方能做进一步的实验。可以说,人造钻石的研究过程,就是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历史。
联省初步完成了对东南的勘测,测绘了各种不同比例的地图,以及各种矿产资源的分布。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完成了对中国发展的整体布局,自然,东南的规划详细些,其它地区的规划简略些儿。但是,无论如何,联省摆脱了随心所欲,各自建设的局面,开始将各个部门的工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长远来看,联省的建设不再是由某个人的意志推动,而是有步骤,有计划,有目标的发展了。这份规划的意义,我不知怎么评价。但我觉得,不管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
北京政府的日子,远不如联省好过。呃,准确地说,是袁世凯的日子,自中日青岛冲突以后,就愈发艰难了。如果说国防军展示实力之举,只是震慑了日本,限制了日本的不轨图谋;那么,这一举动,可就吓坏了北京政府,打破了袁世凯一直统治下去的美梦。
袁世凯这几年头发已经掉光,身体发胖,脾气也暴躁起来。袁世凯是十万分的不甘心。
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十分窘迫,在统一南方失败后,也加强了对北方各省的控制。然,上缴的税款始终不多。后来,北京政府甚至公开在北方征收大烟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引起舆论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政府扩充军备,主要依靠铁路和关税收益。铁路控制在南方手里,每年支付给北京的不过几百万。而关税从1911年起,就被控制于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英国人搞的一个组织。1914年,北洋政府发行公债。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正式参加了“内国公债局”。“一切关于公债款项出纳事务,除经总理签字外,仍均由安格联副署”。于是,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公债基金保管人,被称为“太上财政总长”。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能够编制武装了近三十万军队,可以说,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了。然而,就在袁烈士暮年壮怀不已之际,国防军展示了完全无法抗拒的实力。这叫袁世凯怎么能甘心?
即便英国人保证:国防军不会主动北上。然,国会第二次大选,就是过不去的关口。就算北方操作的完美无缺——根本不可能,民主党北方各省支部也不是吃素的——南方的选举,也足以决定大选的胜负了。况且,安庆失败了,真的会再等第三次选举吗?袁世凯自然不会相信。
于是,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袁就签署了《二十一条》。虽然,袁、孙联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袁出卖了许多利益给日本,也从日本那里获得了许多贷款——“西原贷款”。以此贷款,袁世凯又购买了大量日式装备,武装编制了十二个师的部队。这一时期,袁的政策,有些混乱。“称帝”是袁某人梦寐以求的,却也有知道,几无可能实现。所以,袁世凯一面大量编练军队,又不放心军队,遂编练了“模范军”企图控制军队;一面组织了筹安会、请愿联合会等,为“称帝”作准备,而又限制这些组织活动的规模。这些组织表面与袁无关,活动也不是很频繁,只是待遇优厚,算是满足一下袁世凯的YY心理了。
1916年1月,袁世凯在忧虑中,病死了。据说,袁在死前有意“称帝”,但遭到了上下人等的一致反对,连他的儿子们都不赞成,认为袁病糊涂了。袁子劝袁的话,大意为“您老人家活够了,准备过把瘾就死,可你也要给儿子们留条活路啊”。袁世凯未能如愿“称帝”,带着满腹的遗憾,死了。
此时此刻,毫不夸张的说,北京政府日薄西山,已经成为共识。许多人辞职南上,保全身家,或者想在军政府谋求一个职位。杨度也在袁死之后,离开了北京,悄悄南上。杨倒不是希望谋求新职,他在联省内部旅行,每到一地都会详细考察当地情况。这自然瞒不过我,遂在年底邀请他来我家里作客。
联省的节假日即结合了西方的习惯,如,周末休息;同时也很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节日,一律放假。这时代的节日气氛,可比后来强多了。人们有闲暇,又温饱无忧,玩的花样可就多了,庙会、舞龙、舞狮、唱大戏、游园、拜年、猜灯迷,应有尽有。自从两年前,安庆市政府在新年,邀请梅兰芳来唱了三天大戏。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那年是段小楼,哦,也有梅兰芳。不过,梅要在上海唱完后,才能到安庆来。安庆的报酬虽不如上海出的丰厚,很多艺人还是愿意在安庆演出——安庆的影响更大一些儿。自然,像梅兰芳这样最顶尖的艺人,会选择报酬丰厚一点的。但是,他们也不介意,能在安庆演上一两场。虽然辛苦了一点儿——上海至安庆要坐大半宿的火车,然,这对名声有好处。
杨度拒绝了我的邀请,但接受了安徽大学的任教聘请。杨被邀请研究世界局势,特别是以日本为重点的亚洲局势。安徽大学极重视人文科学,后世的兰德公司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至于欧美,则请熟悉欧美形势,对其形势有着更深入了解的人员,加以研究分析。当然,国内的形势,也是一个课题,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
袁死之后,出现了续任总统问题。于是,黎鸿元顺理成章扶正,就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但是,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段祺瑞手里,段的亲信徐树铮,才气纵横却弄权跋扈。很快就把黎鸿元赶下了台,续任的冯国璋也免不了要受点儿气。这就是民国著名的“府院之争”。
我也不很在意,名不正则言不顺,且时机还不成熟。虽然,我已经算是完成对英国的承诺了,现在的北京,可不是袁世凯的政权了。然,对中国来说,挣钱还是第一要务。我如北上,势必与北军开战。而且,如何处理东北的日军,也是一个问题,我也只好忍一忍了,挣钱的机会难得嘛。现在日军在东北的驻军增加了,有两个师团,加上‘满铁’守备队,共有三万人。日本武装了部分北洋军,同时也对北洋军,以及北京政府派出了许多日本顾问。袁世凯在世时,还是能坚持立场的,日本顾问虽然进入了某些政府部门,却无法进入军队里。现在,北京政府的权利掌握在段祺瑞手里,陆陆续续接受了更多的日本顾问。这个白痴,真是不惜代价,就算是彻底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也顾不得了。
1918年4月,中华民国第二次国会大选开始了。
'注':真实历史上,这一时期,还有护国战争和张勋复辟等事件发生。但是,本书之中,袁未“称帝”,张勋也已被干掉,自然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做人要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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