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国及润芝宫保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被迫赋闲,回乡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威兼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他跟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的部属杨士骧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会谈时,张只跟杨士骧娓娓而谈,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杨士骧敏于应付,很为张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做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世凯闻听后,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杨士骧笑答:“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王闿运曾评论他两个根基最好的弟子,一个是廖登廷(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个是杨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犹能自立”,杨则“随风转移”。
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他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见陈宧,惧然曰:“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宧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寺。
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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