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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当时的秦国正处在这样的一种危急形势：秦国的朝政长期被昭王的生母宜太后和舅舅穰侯、华阳君及两个弟弟泾阳君、高陵君所把持，所谓太后擅权，四贵用事。昭王上畏于太后之威严，下惑于权臣的掣肘，左支右绌，陷于重重包围之中，种种情形对国君及国家政局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

这天秦王下朝要经过一个小巷子，范雎早早在此侯着呢，巡逻的兵丁鸣锣开道，说是秦王的车驾到了，闲杂人等一律回避。可是范雎却偏不听，执意要往里闯，士兵赶紧拦住他，喝问他怎么敢闯秦王的车驾，范雎却故意高声说：“我在秦国只听说有‘太后’、　‘穰侯’哪里听说过有什么秦王呵！”语虽不中听，但是秦昭王却听到心里去了，这个高声嚷嚷的人一定是个有胆有识之士，他这是来帮我出谋划策以巩固我的王位的。原来这是范雎在万般无奈之际灵机一动想出的自荐之计，其用意不过是向秦王表明你秦王不能再这样继续任由什么“太后”和“穰侯”把持你的朝政了，而我正是来为你出奇制胜巩固权力的。这种自荐术之高妙或许今天的人们犹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是屡见不鲜。秦王赶紧把他载进随后的一辆车带进了宫中，这样在经过了一年的等待之后，范雎和秦王才算有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触。

当晚，秦王心急如焚地支走左右随从，直起腰腿，跪身请求说：“先生对于寡人有何见教呢？”范雎只是“啊啊”地支应了一声便不多言。过了一会儿，秦王再拜请求，范雎仍旧只是“啊啊”地敷衍塞责。秦王赶紧认真拜请道：“先生真的不愿悉心教导我了吗？”范雎这才恭敬地解释说：“我其实并不敢在大王面前装腔作势。昔吕尚与文王相遇之时，吕尚只是渭河边钓鱼的一介渔夫而已，彼此都很陌生。此后，尚一进言，就被尊为太师，和文王同车回去，这是因为他谈得很投机的缘故。文王这才因此建立伟业，最后得到了天下并自立为帝王。如果文王当时疏远吕尚，不与他深谈，周朝就不复后世的辉煌。而今我只是个寄居在秦国的宾客，与大王素不相识，但想陈述的却是关涉到君王的骨肉至亲的机密大事。我虽然想尽我的愚忠，却不知大王的心意如何，所以大王三次不耻下问，我都没有敢回答。这并非是我畏死而不敢进言。我知道，今天陈述忠言，明天就可能遭到杀身之祸。但是只要大王真能按照我的计谋去做，只要我的计谋对巩固秦国的江山社稷有利即便身死，也在所不惜。”

范雎的这番开场白是很耐人寻味的，他实则是在向秦王表明他有吕尚王霸天下之才，希望能寻求秦王在政治上的支持，迫使秦王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痛下决心，对他言听而计从，努力地实践他的政治主张。秦王跪身说：“秦国是个偏僻边远的国家，我又是一个没有才能的愚人，先生能到卑国来，使我能接受先生的教导，这是上天要先生扶助本王。今后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及大臣，所有一切，都希望先生一一给我教导，千万不要对我有什么疑惑。”范雎因而再次拜谢，秦王也再次回拜。

尽管秦王的当务之急是夺取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但是范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让秦王首先在内政上有所建树，渐渐培植自己的势力，然后再一步步地削弱穰侯及太后的势力。就在范雎求见秦王之时，秦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穰侯准备跨越韩、魏而直接攻打齐国，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范雎劝告昭王说，穰侯跨越韩、魏攻齐非正确决策。出兵少不足以败齐，出兵多使秦国受害。打败了，为秦之大辱；打胜了，所占地无法管理，只会让韩、魏从中渔利。伐齐于秦有百害而无一利。范雎趁势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秦国应对齐、楚等距秦较远的国家先行交好，稳住他们不干预秦攻打邻近诸国之事。魏、韩两国地处中原，有如天下之枢纽，离秦又近，应首先攻打，以除心腹之患。魏、韩臣服，则北可慑赵、南能伐楚，最后再攻齐。这样由近及远，得一城是一城，逐步向外扩张，好比蚕食桑叶一样，必能统一天下。秦王听从他的计谋，撤回远征齐国的军队。公元前268年，昭王用范雎谋，派兵伐魏，攻占怀。两年后又攻占邢丘。公元前265年，范雎又为昭王谋划攻打韩国，首先攻占地处韩国咽喉的荥阳，将韩断为三截，致使韩处于危亡之中，不得不听命于秦。经过一系列征战，秦国势越来越强，各国无不震动。

在逐渐树立秦王威信的基础上，范雎才逐步但是坚决的实施“固干削枝”的政策，剥夺亲贵手中之大权。公元前266年，范雎被任用四年后的秦昭王四十一年始收回穰侯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范雎可谓耐心矣，秦王亦可谓寿命长矣。这年范雎接替穰侯被正式任命为丞相，封为应侯。接着又把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再干预朝政。通过这些变革，消除了内部隐患，使权力集中于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手中，政权更加巩固。从此秦国在范雎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指引下，连连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逐步蚕食六国的土地，为秦国最终兼有天下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李斯评价他时指出：“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枉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二、戊戌变法

两千多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般飞逝无踪，转眼间中国已经从最初的封建社会阶段过渡到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晚清末年。当时的清光绪帝面临着国家日渐衰弱，列强不断侵吞我国领土，慈禧太后和诸守旧派大臣把持朝政的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应当说光绪帝所面临的处境与秦昭王所面临的处境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对内都有太后专权及权臣持政之忧；对外则一个面临着吞并六国的历史性机遇却苦于没有切实可行的军事策略，一个则截然相反，面临着将被强国瓜分却回天无术的困境，总之都处在需要一种大变革的前夜。最终的结果却是早在两千年前的范雎运用其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智慧步步为营，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过于稚嫩和天真，一味地蛮干，以卵击石，使得戊戌变法以彻底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内在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封建势力过于强大。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相比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变法运动主要依靠有职无权的傀儡光绪皇帝。在军政大权都操纵在地主阶级守旧派手中的情况下，贸然颁布变法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第二，中国的维新派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内，群众基础薄弱。他们希望在不否定封建制度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同样也是封建势力代表的帝党官僚来推行资本主义一套主张，这就仿佛希望帝党官僚自己来革自己的命，自己来砸自己的饭碗那样荒唐可笑。不屑一顾的帝党官僚大抵动一下手指头改良派便难以为继了。第三，不利的国际环境。鸦片战争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支持中国的顽固派反对维新派。维新派希望借助变法使国家独立富强来反对外来侵略，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必然会遭到其强烈反对。

从具体操作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光绪帝和改良派缺乏一定的政治智慧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失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没有争取到后党、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支持

1861年的“北京政变”使慈禧太后事实上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她与一般帝党成员所不同的是她有时不得不从整个民族的立场和全国的高度去考虑和思索一些问题。随着时代的风云变迁，她可能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一些新的思潮。纵观她主政期间，中国还是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当然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她的权力的巩固为前提的。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凡事只考虑个人狭隘利益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不损害其切身利益不危害到她的地位的巩固，她甚至部分倾向于变法。譬如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期间，她便支持洋务派而反对顽固派。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明确地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时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因此如果康有为等改良派和光绪皇帝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变法运动甚或更依照王照的意见，“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争取慈禧太后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这样更有利于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继续向前推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忽视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不必要地卷进后党、帝党之争，迫使慈禧太后从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悍然发动戊戌政变，使得变法中途流产，应该说这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然慈禧太后无论怎么评价始终都是中国封建主义结出的一个毒瘤，对她并不能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采取更富有策略性的方式还是应该的，就象两千年之前的范雎所做的那样，在变法未取得任何成效之前尽可能避免节外生枝。

2、没有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以期统一立场

洋务运动的持续时间从1860年代开始至1895年因甲午战争失利而结束，是当时的一些中央或地方的比较开明的实力派人物兴起的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进而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实业救国运动。必须说明的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艰难形势下，为了保护清朝的统治地位，慈禧太后是依靠和支持这些拥有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经济实力并得到外国赏识的洋务派的。洋务派与变法一派的区别在于他们长期处在*的第一线，拥有丰富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事比较务实重利。虽然说当1898年戊戌变法时洋务运动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在中央和地方还是广有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没有协调和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未处理好以李鸿章为代表中央当权一派的关系及未能协调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李鸿章是洋务派在中央的实权人物。他对当时骤然兴起的变法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变法过程中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为变法运动的顺利实施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的；在变法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他仍直言“捕*之谬”，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成员。当西太后训斥他说有人告发他是*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康有为则对李鸿章的有力声援一概回绝，使维新派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支持与肯定，造成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否定和排斥，严重削弱了其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地方上，变法运动甫一开始因为变革主张比较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尚能志同道合，推动变法活动的发展。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维新派的空洞激进与稳重求实的地方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维新派更因不必要的思想争论而与洋务派渐行渐远，使得维新派的势力日渐单薄，最终被时代的浪潮所吞没和湮灭。

3、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成员多是由旧的封建读书人转化而来，带有十分浓重的旧知识分子的陋习，他们不知道唤醒民众对变法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信任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其激进的变法主张甚至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人民群众不支持不理解其变法主张使变法失去了群众基础。说起激进，之后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些革命为什么都能取得成功或不同程度的成功呢？我想这只能归结为群众基础不同，未能真正地唤醒群众也是这次变法流产的一个重要原因。譬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譬如改变中国留长辫子风俗的诏令一经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引起了部分人民群众的骚动。

4、变法主张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

维新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骤然产生的，变法之前他们多多少少仅只是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之辈，对西方资本主义所知甚少，对政治运作及如何行之有效地推进变法均有欠考虑。他们的许多主张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过渡性，造成社会的恐慌和*，使变法归于失败。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不分主次和轻重缓急，如雪花般地狂泻而下，改革辐度之广涉及到官吏、法律、军事、经济、文教、人才选拔制度等多方面。规模过于宏大，包揽太多，似乎想在一夜之间便完成资本主义数百年之功。一个措施还没有得以认真地落实，尚不知其是否行之有效，另十条上百条措施便扑面砸来。这种如过山车似的变法想成功亦难矣！总之，和两千年前的范雎相比简直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毫无章法、毫无远见，焉得不败？

三、缓不济急

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扑灭“百日维新”的火焰之后，终于又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她对戊戌变法作了如下总结：“前因中国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看来在政治上她自我感觉要比光绪帝老谋深算得多，因此开始了由她自己所主导的新政，然而在她的新政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犯了同光绪帝所主持的戊戌变法一样的冒进错误。可见在当时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潮中，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试图蕴育资本主义的火种怎么深谋远虑都是错。无论是否存在着慈禧擅权的现象，也无论光绪帝是采取稳步推进的战略抉择还是采取其他方式，都不可能改变其失败命运。在一个以封建主义为主体的这样广阔疆域内的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怎么改良都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结束。如果说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的我们还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苦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希图处在当时条件下的人们凭着对资本主义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和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在一天之内就完成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只能是无知望谈。

总之，我个人认为戊戌变法是一件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其历史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在于其失败，彻底的失败，以使前赴后继的中国人产生新的觉悟，从而使中国人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新高潮。尽管戊戌变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说是失误连连，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历史已经无法复制象秦国时那样慢悠悠的按部就班的政治改良运动，当时之中国已并不具备秦时那样的封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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