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总译序（第1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秘史

作为二十世纪生于中国的最杰出的科幻作家，J。G。巴拉德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他位于上海市番禺路508号的故居一直都有络绎不绝的海外读者前来探访，但有关单位似乎并无保护或者至少标记它的计划。上海是一座盛产名人的城市，难免照顾不周，但在国内近年的科幻热潮中，巴拉德依然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则是本可避免的缺憾。他2009年去世时，国内媒体报道标题使用了“科幻小说之王”的桂冠，却对作品介绍语焉不详，只能使他的身份更加飘忽。此次世纪文景引进巴拉德的部分代表作品，不仅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也是国内读者拓展对科幻认识的良机，毕竟，在整个科幻文学史中，他比那些常年漫游在其他星系的作家们要走得更远。

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的相会之处

在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被创作和流通的今天，巴拉德的很多作品确实很难被纳入这一形式。事实上，他在国外常常被归于更传统的作家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巴拉德反对被贴上科幻标签。相反，作为英国新浪潮科幻的领军人物，他对二十世纪科幻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清晰的见解。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年轻作家的巴拉德便对正统科幻提出了批评，他多年以来对此有过多次解释：“我是学生时代开始写作的——我当时在剑桥学医。我对学医很感兴趣，而当时学的都派上了用场。所有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等等，看起来像是篇巨大的小说。大学里有年度短篇故事竞赛，我为此写了个故事，得了年度大奖。我认为这是个绿灯，便放弃了医学，几年后发表了第一个故事。我最初的作品投给了《地平线》这类英语文学杂志。就是一般的小说，有实验性的人物。接着，我开始思考科幻小说，在那个年月里全都是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克拉克——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想，那些作家并没有充分利用科幻小说的潜能。我感觉到应该写一种新的科幻小说。……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美国科幻是一种关于技术的大众文学。它源于三十年代发行的《大众机械》这类美国流行杂志，以及那个年头拥有的对科学技术的一切乐观态度……它们充满了奇迹，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快的这个或是最长的那个……充满了科技奇迹。那时的科幻小说便是出自科学将会重塑世界的乐观态度。接着到来的是广岛和奥斯维辛，科学的模样彻底变了。人们变得对科学非常怀疑，但科幻没有改变。你依然找得到这种乐观的文学，这种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克拉克式的对科学可能性的态度，是完全虚假的。在五十年代氢弹实验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科学已经和魔术非常接近了。而且，科幻认同外层空间的概念，那成了绝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太空船、外星人的星球。这对我来说毫不合理。在我看来，他们忽略了我认为最重要的领域——我在七年前第一次使用这个名词——‘内层空间’，用来描述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的相会之处。你能在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达利、唐吉和基里科的画作中见到它。他们是内层空间的画家，而我认为科幻小说应该探索那个领域，那个心灵撞击外部世界的领域，而不只是描绘幻想。这是五十年代初科幻的病症，它正在变成奇幻小说，它不再是严肃的现实小说了。于是我开始了写作……我所有的小说都发生在今日，或者离今日不远。”[1]

巴拉德毕业后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加拿大服役期间才接触到科幻，但他迅速奠定了自己精确的阅读趣味，即便是对同一个作家如H。G。威尔斯，他也表示更感兴趣的是《时间机器》《隐身人》《莫罗博士岛》和短篇小说，而不是《世界大战》，并且认为当代美国科幻小说家是从后者而不是前者中找到灵感。他认为《2001太空漫游》“表明了当代科幻英雄主义时期的结束——它深情地想象出来的景色和服装，和它巨大的布景道具，让我想起了《乱世佳人》，一场科学盛会变成了一种倒转的历史浪漫，一个不允许当代现实强光穿入的封闭世界”。[2]他称《星球大战》为儿童电影：“其中描述和实现了各种超级技术，但没有时间感。动作可能发生在很远的将来或是很远的过去。与我们的世界或其他世界之间没有联系。角色们生活在一种永恒的连续介质中。他们只处理事件，就像是一个电子游戏中迅速前进的小点。”[3]

不过，巴拉德很喜欢四五十年代的科幻电影：“因为当时的这些电影是低成本电影，导演们不得不在街上实拍，也就是说——他们没钱像今天的乔治·卢卡斯等人一样去建时髦的布景。他们以这种方式保持了与现实的接触，黑色电影也是如此。它把某种相关性强加于你。”[4]

正是在这样的趣味指导下，巴拉德发展了他著名的“内层空间”概念。他最早在1962年的《新世界科幻》发表了宣言式文章《哪条路通向内层空间》，阐述了这一概念，直到七十五岁高龄时还在给予最后修正：“内层空间——我指的是你在梦中，特别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中见到的那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但它也存在于高度错乱的现实中，诸如战争区、飞机失事现场、地震废墟、被遗弃的建筑，观察者在那儿叠加了他自己的畏惧、梦境、恐怖症——我认为这样定义的内层空间在我后期的小说中有一定程度的出现。”[5]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像艾萨克·阿西莫夫或是阿瑟·克拉克那样的科幻作家。严格地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把超现实主义也当作科学艺术的科幻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美国科幻的大师们其实根本没有在真的写科学。他们写的是一系列虚构的想法，被很方便地贴了‘科学’的标签。他们写的是未来，他们写的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奇幻小说，更接近西部和惊悚小说，但与科学并没有什么真的关系。……你只需拿起一本诸如《自然》之类的期刊，或是任何科学期刊，你就能看见科学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弗洛伊德曾指出，你必须区分分析性活动和合成性活动，科学大部分属于前者，而艺术属于后者。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式科幻的问题在于它是彻底合成的。弗洛伊德还说过，合成性活动是一种不成熟的标志，而我认为这就是经典科幻跌倒之处。”[6]

巴拉德拥有专业科学素养，并对人类技术进步保持着敏感。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接受了数年医学、生理学、物理学的教育，从空军退役之后又在科学期刊《化学与工业》全职工作了几年。“我访问了大量的研究实验室、化工厂这类地方，它们对刺激我的想象力起了很大作用。我科幻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我称之为科学现实的东西，而不是科学奇幻。”[7]即便成为作家之后，巴拉德依然常年和医生、物理学家友人们探讨科学问题，甚至每周定期收到来自国家物理实验室友人废纸篓的内容，了解科技前沿。他自己甚至订阅了包括《心理神经学》这样的学术期刊，直至刊物价格大涨，个人无力订阅，而他的某些灵感便是来自这些信息源。“就像《时代之声》这样的故事。有一些想法在五十年代末是正在进行的，我们对基因和染色体的了解不断增长，让我想到我们的生物也许在往昔被植入了‘休眠基因’，在人类向下一个进化阶段前进的过渡区域等待着。我并不是说那些思路直接来自某篇文章，而是说当我写这个故事时，杂志里充满了推动我们了解基因结构研究的描述，而这是触动我想象的一个元素。或者拿《集中城市》来说，它是关于一个延伸至无限的巨型城市的故事——其中的灵感来自受勒·柯布西耶影响的前卫建筑师们在巨大街区中展现的兴趣。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一英里高的伊利诺伊’的概念，一幢巨大的芝加哥塔楼。我想他后来展望着能包容巨大城邦国家的宏伟塔楼。这类在科学和建筑杂志中很时兴的内容，确实直接启发了一些故事。这个过程在我整个写作生涯中一直都持续着。”[8]

巴拉德的文字运用是纯功能性的，从不流于类型化，也不上演文体的狂欢，即便是《暴行展览》这样的实验文本，也是对媒体风景的讽喻。他很确定自己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所以他的文风总是不动声色的，只是他希望精确描述的内心世界过于怪诞。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更接近于他喜欢的恩斯特和达利，而不是抽象表现主义。“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作家（不褒不贬）。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写与自身相关的小说。这有很多例子，不光是小说，也包括音乐和绘画。我对拉斯科（洞窟壁画）以来的任何画派都非常有感觉。我能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乎每个画家那儿体会到美感，而马奈以来的每个画家都在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抽象表现主义，因为那真是一种关于自身的绘画。我想在自己的写作中杜绝这种趣味。”[9]

巴拉德从来没有活在某一个具体的文学传统中，连他曾经代表的新浪潮科幻也被他迅速超越了。在欧美经典文学中，他最喜欢的是卡夫卡；在科幻作家中，他最尊敬的是雷·布拉德伯里，不过，他在去世前几年的一个访谈中再次提到布拉德伯里时表示：“我从来没像他那样创作，他太浪漫了，在我看来经常太天真。”[10]“如果你问我谁真正影响了我——其实更多的不是作家，而是诸如马克斯·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乔治·德·基里科、勒内·马格里特这样的画家、超现实主义者们。我希望能用文字来创造他们在画布上所创造的。这些梦境般的地景，这种用艺术手法来体现心理状态的迷人方式。你知道，我小时候经历了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超现实景况：战争。你走上街道，一半住宅已成废墟，一辆轿车停在其中之一的房上面，如此这般……战争充满了超现实的惊奇，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当时我已经很清楚，人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正在拐一个扭曲得可怕的弯——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我想去理解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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