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瑞德利继续说着,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晓得他说了些什么。不知怎的我们回到了原来那张桌旁坐下,但我只顾着暗骂自己蠢,没认真听他说了什么。难怪他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难怪他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星期,难怪他有幸存者的罪恶感,难怪他需要一个极其困难的调查计划让自己起死回生。
布瑞德利说过他在黑暗中握着某个人的手,听着他死去。同时,在他们的水泥墓穴中,曼哈顿下城失火了。但我竟然这么笨,还以为他臀部是中了一枪,另一发子弹则射中他的肺脏。如果我就只能猜到这样,那我退休大概也是好事。
他的声音把我从强烈的自责中拉回来—他拿出了手机,正在问我。“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想跟玛西说一声。”
我点点头。他等着她接电话,别过脸去简短说了几句,我听不到。他挂断后,向侍者示意要追加咖啡和点心。我希望他信用卡的额度没有上限。
“我会提到‘9·11’事件,”他说,“是因为我想拜托你的事情,起点就是‘9·11’。”
“说吧。”我轻声说,很想弥补,甚至觉得他该跟我哭诉的。
“为了自己的复原,我终于回到世贸中心原址,就在北楼原先的那个位置,”他说,“我看着那里好久—老天,当时天气好冷—最后我终于明白自己太生气了,气到根本没有完全复原的希望。
“但我气的不是劫机者—他们已经死了。我也不气自己受了伤—拜托,我还活着呢。
“我气的是不公平—气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好冷漠。我知道很多一般百姓那天死了,不是因为大火或倒塌的砖石结构,而是因为他们的同情心。都是因为他们拼命想救其他人—通常根本都是陌生人—结果害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喝了口咖啡,但我知道他其实不想喝。他是在争取时间,思索着该怎么说才好。我只是等着。在我心中,他有资格慢慢来,需要多久都没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有多少残障人士在世贸双塔工作?”最后他终于问。
“没有?我也从来没想过。”他继续说,“直到那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当然,如果你坐轮椅的话,你的问题就比其他人惨得多—又不能搭电梯离开。这点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些标语老跟我们说急难时要走楼梯。但如果你不能走呢?如果我困在一栋起火的大楼里,坎波先生,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能利用我的两条腿。这样我要跑或是要死,机会是均等的。这样的要求并不多,对吧?均等的机会。
“有个家伙,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每次防火演习都仔细听,知道他的疏散椅放在哪里。你看过疏散椅吗?就像个铝制餐椅,但是前后有伸出来的握柄,好让别人可以搬动。
“他是下身瘫痪,我想他很自豪能够克服残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说不定还娶妻生子了,不晓得。
“9月11日那天刚好是开学日,很多人都迟到了。所以美国航空的飞机撞上北楼时,办公室他那区只有他一个人。
“那个撞击让他整个轮椅都飞过半个房间。他看到窗外冒出火焰,知道自己得快点行动,否则就会死掉。
“他找到他的疏散椅,放在膝上,朝逃生楼梯移动。一路上他淋得全身湿透了—自动洒水器打开,所有的灯也都熄了。
“他来到电梯口,但那里没有窗子,所以很暗。还好大楼维修人员给了他机会。几年前,那些维修人员在逃生门上涂了夜光漆,这样灾难时大家就还是可以找得到门。天晓得这个决定在“9·11”那天救了多少人。
“他坐着轮椅,打开通往A楼梯的门,带着疏散椅。他并不强壮,但是他设法把自己挪到疏散椅上坐好。
“接下来他没办法了,只能坐在一栋起火大楼的逃生梯里,做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等待。
“北楼有三道逃生楼梯,其中两道宽度是四十四英寸,另一道是五十六英寸。两种的差别很大—宽的那道逃生梯,可以容纳两个人错身而过,而且转角不会那么挤。对于搬着疏散椅—其实就是个有座位的担架—的人来说,这些转角非常关键。你可以想象,命运总是爱折磨人,这位下身瘫痪的家伙来到的那道楼梯是窄的。
“整栋大楼里,大家都在决定要往哪里逃—要逃到地面,还是去楼顶等直升机来救援。那些往上爬的人都死了—通往楼顶的门为了要防止有人自杀,向来就是锁着的。
“A楼梯充满了灰尘、烟、人,还有水。洒水器和破掉的水管不断冒出水来,像一道急流似的冲下楼梯。但坐在疏散椅上的那个人没有喊,没有要求帮忙。他只是等待。我想,是在等待奇迹吧。”
布瑞德利暂停下来,应该是在想着奇迹。当他又开口时,一时之间,他的声音颤抖着,但是他设法控制住了。“在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个中年男子,体态并不健美,他听说有个人坐在疏散椅上的事情,于是就开始喊,征求志愿者跟他上去,帮忙带那个人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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