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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第1页）

慈禧很早就在暗中“求和”

6月22日，在颁布战争总动员令的第二天，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报告：大沽口炮台失陷，慈禧的心就彻底凉了。

6月29日，慈禧命令总理衙门给清国驻英、俄、法、德、美等国公使秘密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通过这些公使向各国政府直接转达朝廷的意思：与你们开战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对于你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切实保护起来，义和团刚刚被宣布“合法”，但我们会想办法清剿的（“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各督抚以“遣散”的名义保护传教士——“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此时正是聂士成和裕禄在天津苦战、苦保天津之时，也是天津的义和团奋力助战之时。

而对于慈禧来说，这既是向八国示好，又是再次确认她心中的那个老疑惑——八国最大的胃口到底是什么？他们会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她明确告诉各国中央政府：我们会保护使馆，也能保障传教士的安全，希望退兵。

而八国不仅毫无退兵迹象，反而在增兵，准备总攻天津，慈禧终于明白了：她虽然还不能肯定八国是不是会推翻她的统治，但一切皆有可能，而对于权力安全来说，哪怕只有猜疑也是不行的——如果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自己就只能跑！

这对慈禧是沉重的打击，但也反而让慈禧坚定了“求和”的决心，很简单，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战斗到底”，她虽然敢“开战”，但不敢相信这一次的战争最终要和洋人拼个鱼死网破。

从这一天起，就在天津前线的将士和义和团苦战的同时，慈禧开始命人用所有的办法来和八国政府接触，试探他们的底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密中进行的。7月3日，朝廷自己出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向俄、英、日正式发出求和国书，而结果也是失望的，此时八国正在源源不断从海上增兵，准备进攻天津。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这种表面“战”、暗地里“和”的态度，也给了八国一个定心丸：可以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放手进攻天津和北京，中途也可以从从容容地休整（在天津就休整了20天）——反正朝廷是不会真拿那些公使怎么样的。

在对外暗中求和的同时，慈禧也没有忘记催促李鸿章尽早来京“议和”，这种事情也只有李大人才搞得定。前面我们知道，在6月21日发布战争总动员令之前，慈禧是催过李鸿章进京的，不过李鸿章没有成行。不是李大人故意抗命，而是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时北上于和谈无一利，因为八国此时不会开始和谈，朝廷内部也有端王集团的激烈反对；于他自己却有万害，一旦北上，个人安全都无法保障，八国联军和端王集团都不会放过他啊。

慈禧就只有接着催，不厌其烦地催。

7月1日、3日，慈禧两次催袁世凯带兵进京，被袁大人用太极拳化解；7月3日、6日，慈禧又两次亲下谕旨催促李鸿章进京，李鸿章还是没有动身，原因还是前面的考虑。

7月8日，就在八国联军进攻聂士成最后一道防线、即将攻入天津的前一天，慈禧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李鸿章“自行酌量”，能否24小时赶路紧急北上进京（“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此道上谕一出，李鸿章如果再对北上推三阻四，那显然是说不过去了，慈禧都已经任命你为直隶总督，你还想怎样啊，至少要去谢个恩嘛，不到北京，至少要挪下窝嘛。李鸿章终于决定先到上海，再看情况决定。7月17日，李鸿章正式从广州乘坐轮船出发，此时聂士成已经战死，天津也已经沦陷（7月14日），距离慈禧第一道谕旨催李鸿章进京（6月16日），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矣。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了，自《马关条约》之后，他遭贬、遭唾骂，一度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往日的显赫和荣耀不见踪影，好不容易复出也是被“贬”到偏远的两广。而现在，终于又可以“重回北洋”了，这对李鸿章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与前来送行的安徽老乡、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谈中，李大人也忍不住大呼：“舍我其谁也！”

一个被憋屈、被压抑得太久的人，似乎又见到当年的豪气干云，然而李鸿章此时并不知道，大清离不开他的，已经只是再签署一个战败条约。

李鸿章坐轮船先去了香港，当然，李大人不是来游玩的，而是要先见一下港英总督，这就等于把和谈之事先跟英国打了声招呼，提前铺铺路，然后轮船再向着上海行使。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按照事先“先到上海，再酌进止”的计划，李鸿章“酌”后的结果是：仍然不能北上，自己去了也没有用。他拿出了荣禄大人的那一招——写请假条。而且又是腿病，报告慈禧“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20日”。对于慈禧来说，她又悲剧了，他寸步都难行了，你不准也得准啊，反正他们那些大臣不是下不了床，就是走不了路的。

此时正是李鸿章的对头——李秉衡带着刘坤一“借”给他的兵北上之时。朝廷里的大臣正在为如何确保北京不失而苦恼，他们在纷纷赞美李秉衡的“英雄之举”时，也在大骂李鸿章故意在上海徘徊不前，什么“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什么“大奸不除，不能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奏折），什么“是立黜一汉奸之李鸿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体国之李秉衡，而士气因之以振！”（给事中蒋式芬奏折）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个78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不好也是实情，但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也并非坏到寸步难行，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不前只不过又犯了当初荣禄同志同样的病——心病。李鸿章并没有意识到保住国都的唯一一丝微弱的希望正掌握在他手里，恰恰是由于此时的他不能挺身而出，慈禧才不得不抱住李秉衡这根不是稻草的稻草，诛杀“庚子五大臣”，在清军实际上已经彻底溃败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继续作战，也为北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我看来，李鸿章的“卖国”“汉奸”之实并不是他曾经多少次向洋人“求和”，签订了多少“卖国条约”，而恰恰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为个人考虑得太多，顾盼摇曳。因为他所有的“求和”也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才去的，也是为自己留好了后路的。这些因为主导洋务运动而多少“开明”的汉党高官，并没有多少关于“国家”的意识，更没有关于“国家”的共识，他们嘴里仍然是朝廷，而“朝廷”具体到心里和实际行动中就是“公私两便”，两不便的时候自然就是“私”字为先，李鸿章也不例外。

甲午战争之后，备受冷落、闲居北京贤良寺的李鸿章曾有过一个自嘲：大清就像一间破屋子，而他就是东补西贴的辛苦的“糊裱匠”。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李鸿章的难处，却很少看到李鸿章自己也许只想当一个糊裱匠——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庙堂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既非“爱国”，也非“卖国”，因为“国家”在大清是缺席的，“国家”意识都不存在，何来爱或者卖？李鸿章并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困难和可贵的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开拓进取；而这样的“伟业”注定只能由他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的对手——伊藤博文等人去完成了。因为“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它与洋务运动在“顶层设计”上的最大区别，伊藤博文等人才有环境、有动力、有程序去承担国家的责任、国家的风险，甚至还有国家的错误。每到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挺身而出，总是能为日本找到一条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

李鸿章啊李鸿章，当大清作为一个国家的格局只能是如此的时候，那么她的大臣注定也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你的“舍我其谁也”，并不是英雄宝刀未老，而正是一个“糊裱匠”的格局。

八国联军提出“惩凶”

好吧，李鸿章是注定要在上海停留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由于天津沦陷，北京城里早已经人心惶惶，端王集团越来越被孤立，大家都把他们抛到一边，各自去想“和”的办法。7月17日，光绪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写了一封亲笔求援信，先用快马送到山东，再由山东用电报发往上海电报局，再用越洋电报发往美国。光绪皇帝在信中强调，大清和美国“长期以来保持友好关系，对对方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我们了解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所以恳请美国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停战和停止攻进北京）做出努力。”

麦金莱是19日收到这封信的，考虑了3天，他给光绪写了回信，希望大清保证使馆人员的安全，表示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大清“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以外，别无他求”，会“积极斡旋”。不过美国人就算是有心“斡旋”，也挡不住其他几国要攻进北京的决心。3个月后（10月17日），光绪只好再给麦金莱写信，“感谢美方的帮助，并希望美国能积极促成和谈”，此时，北京早已经沦陷。

给美国总统写信只是胡乱抓的救命稻草，慈禧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8月7日，八国联军已经准备进攻通州城了，慈禧又给李鸿章升职和增加权限，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希望以此来鼓舞李鸿章“奋不顾身地北上”和打动列强。然而，八国联军是不会停止进攻的，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逃向西安。

8月20日，在惊弓之鸟般的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公开承认当初做出开战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也是给了李鸿章和参与“东南互保”的汉党大臣一颗定心丸：将来朝廷对你们是不会秋后算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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