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传统仍然具有巨大惯性的环境下,就算是经济学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来让大家“意会”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正在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道:“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五十。”农民急忙捡了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来罚一百伍。”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阅读,便能读出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哀。
总之,自从有了胡润的富豪榜之后,更具民间话语色彩的“财富英雄”观念开始出现,带有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致富光荣”开始逐渐离场。而中国学者和公众舆论审视改革开放舞台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尖刻、锐利和更具有进攻性。对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国公众舆论在羡慕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单纯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极端的例子中,“仇富”现象和声音更是偶有见、偶有所闻。
“后致富光荣年代”(2)
胡润搞出来的中国富豪榜,虽然从来不被认为是中国私人财富的真实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更没有被中国人当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个确切无误的秘密——中国房地产业是富豪最集中的行业。
地产商虽然不见得人人赚钱,地产财富更不见得就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地产财富的积累过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几何速度”。其整体崛起时间之短、历程之顺利,是中国其他行业从来没有过的。财富积累的快慢,向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财富的正当性及光荣与否,更与财富积累过程的快慢无关,但树大招风却是中国久远的传统。
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从1992年算起,但是这个行业真正开始的时间是1998年,此前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能够成就财富的地产商在全国非常罕见。就是在1999年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时候,榜中的地产商也只是少数,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中国富豪榜”几乎成了“中国地产富豪榜”。
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常常牵涉到房屋拆迁之类的问题,直接触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价格昂贵的房产所面对的销售对象,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财富和较多话语权的城市中层社会群体。
所有这些因素,都把房地产业置于一个在民意中特别不利的敏感位置。这个不利的敏感位置,可以说是“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强的地方。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动摇了“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这个“旧瓶新酒”组合而成的改革新传统,大有“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惊险。
后来,因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马,“仇富说”和“原罪论”乘虚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疑惑。
无论是“仇富说”还是“原罪论”,都不足以让江河改道、潮流逆转,不过中国舆论环境对财富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后致富光荣时期”正在开始,显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微妙的变化中,素来视筚路蓝缕的民营经济为中国希望所在的媒体,也改变了过去一贯的敬意与好感。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的人物和企业,从来都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和广厦,在一心一意地埋头运作全国瞩目的天都城项目时,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后致富光荣年代”的海雨天风。
天风海雨汇“天都”(1)
进入新千年的楼忠福和广厦,虽然早已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筚路蓝缕地艰难打拼了,不过他处世为人和经营企业的基本信念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没饭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抱怨”、“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些伴随着他一路走来的朴素观念,在事业做大之后仍然是他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
从本质上讲,楼忠福和广厦事业的成功,基本可以说他这些做人处事原则的成功。
不过世事无绝对,人间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事情。
向来在交友和用人问题上不曾有过大失误的楼忠福,偏偏在视同命根的天都城项目上,“被友情撞了一下腰”。对于这些事情,信奉“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的他只是淡然一笑,便让往事随风了。他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过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却认为,这是能让人吐血的致命一“撞”,是赤裸裸的“要挟”和“敲诈”。楼忠福不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更为要命的是,天都城项目最为关键的土地手续也因此被耽搁了,整个项目险些横遭腰斩。
“被友情撞了一下腰”之后,2002年底,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长郑可集临危受命。此时,郑可集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天都城的用地问题已经错过了关键时间,整个项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土地危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都城项目6579亩的用地,虽然已经有了出让协议,不过真正办理了购买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项目巨大,当时是按照“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模式来开发的,所以6579亩土地并不是一次性购买,而只是购买其中的部分土地,还有很大部分已经签订了出让协议的土地,没有办理购买手续。
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11号文件,叫停了中国土地市场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
天都城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在新文件生效之前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可是却因为用人不善而被白白耽搁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万一用地无法解决,整个项目被腰斩,那么广厦前期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数亿元资金,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自己则血本无归。
郑可集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开始步步收紧的时候。随后科学发展观出台,中央开始调整过去片面强调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但一度被热捧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一下子被“速冻”,杭州规划中的地铁项目也一起被“速冻”了起来。
规划中的杭州地铁本来要连接天都城的,现在被突然叫停了,对于要做杭州“卫星城”的天都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由人事危机导致的土地危机还没有解决,现在外部环境又出现“过山车”式的急转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郑可集可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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