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开始登记审查,他们问:“除了萨特先生,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知名人士!”警察表示怀疑:“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被审查者讽刺地说:“那是你太孤陋寡闻了!” 问话的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然后他把萨特和波伏瓦请到另一个房间,打算把他们放了,留下其他的人,被他们拒绝。
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其中一个喊道:“糟了,这事办糟了!”显然他们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同时又扣下其他的人,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把萨特拉在一边说,半小时内将释放所有的人。萨特和波伏瓦明确表示,他们两人要最后离开。当他们离开警察局走到街角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萨特发表讲话说:“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让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
法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电台,法国各报刊都对这事作了报道,《法兰西晚报》还刊登了萨特去警察局受审时关在警车栅栏里的照片。以后萨特他们同当局还有一些遭遇战,当局仍在没收报纸,萨特他们仍在示威、抗议、散发报纸。最后,当局终于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终于能够在报亭公开出售。
萨特的行动使他同毛主义者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同他对话。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叫彼埃尔•;维克多的年轻人。维克多同萨特讨论各种情况和看法。以后他们的关系发展为一种友谊。后来,在1973年2月,有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萨特也担任了它的主编。
1968年以来,萨特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计其数。游行示威、发表声明、出庭作证、签名、抗议、谈话、……这里既是境况使然,也是萨特主观上希望介入的结果。在他看来,到了老年,一个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减弱了,就应该大大从事一下政治,更多地在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1)
这一时期萨特的一些朋友和亲人陆续故世,这给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中的萨特在精神上、情感上平添了另一种紧张和激动。
首先是贾科米泰去世。战后,萨特同贾科米泰的友谊得到发展。他常去贾科米泰那里吃晚饭,每个星期都去。他们在一起,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惬意得很。贾科米泰喜欢谈自己的雕塑和绘画。开始萨特不太懂他谈的东西,后来理解他了。他们在一起还谈些别的,比如同其他人的交往啦,恋爱事件啦,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谈的。贾科米泰可以说是萨特除尼赞之外最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吃完饭后,贾科米泰带着一种赞赏的神情盯着萨特看,就像他通常看他的雕塑作品那样,然后说:“萨特,你很美!”
萨特笑了起来:“你说别的我都信,要说我美,我不相信。”
“你真的很美,”贾科米泰坚持说。
“那好吧,我很美,”萨特无奈地答道。
“你就像哈姆雷特。对!你总以为哈姆雷特一定是高个,瘦高个,等等。而我确信他是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小个子。不是吗?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就像你这样的头发和眼睛。非常美。”
贾科米泰是一个大雕塑家,他的眼光想必是不会错的。也许萨特身上真的有一种类似哈姆雷特的体现人类悲剧的味道。
自1960年以来贾科米泰身体状况不好,胃一直剧烈疼痛。他的内科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这只是一般的胃炎,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为了逃避,就拼命工作,这样身体更加虚弱,有时他会晕倒在画室里。贾科米泰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在萨特同他谈话时表现冷淡,他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减少了。1963年初,贾科米泰动了手术,医生说是胃溃疡。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几天,萨特和波伏瓦去医院看他,他有一种解脱感,急于重新工作。
没过多久,贾科米泰的夫人阿内特来见萨特,就一个重大事情请他帮自己拿主意:贾科米泰患了癌症,应不应该让他知道?她请教过医生,医生不同意她告诉病人。她认为萨特同贾科米泰有很多相同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萨特想了想说:“就我来说,我早就让海狸作了保证,不要向我隐瞒任何情况,”他认为应该告诉贾科米泰实情:“如果一个人决定生活下去,永远不欺骗自己,他就有权知道自己的死亡,以清醒的头脑利用剩下的时间。”
萨特还同阿内特谈起吉尔夫人的死。医生说,她一年后就会死。吉尔希望对她保密,他们都同意了。最后她平静地死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吉尔后来感受到,他为自己不断地说谎而痛苦;谎言把他同他所爱的人分开了,造成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萨特的话让阿内特拿定了主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贾科米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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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科米泰和阿内特去了瑞士。一天夜里,萨特接到一个电话,是贾科米泰打来的。他非常感谢萨特为阿内特出的主意。原来他的外科医生给他寄去一封信,让他转交给在瑞士照护他的医生,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人不太懂法语,要贾科米泰为他翻译这封信。信中写道:“这个病人患了癌症,但手术完全成功,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贾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内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经知情;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说话,十分不自在。最后阿内特终于向他说出了实情,而贾科米泰似乎正等着这个。他们都敞开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谅解。
现在贾科米泰再也用不着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焦虑和死亡了。这样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如果不是萨特让阿内特下定决心说出真相,他们夫妇之间可能还会长期处在疑虑和相互猜忌之中。他们回到巴黎后,萨特去看贾科米泰,发现他恢复了乐观热情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谈话又像从前那样轻松愉快了。
1964年贾科米泰的母亲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7月,萨特从苏联回来,从奥尔加那里得知,贾科米泰对萨特在《词语》中关于他的一段话很不满意,对萨特很是生气。
《词语》的这段话是:
20多年前一个晚上,贾科米泰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在腿被撞伤摔倒在地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种快乐:“我终于出了点事!”我对他这种极端态度十分了解:他早就作好最坏的准备。他热爱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别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可能被一次偶发的、荒谬的事故所断送。他心想:“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来就该活的。我并不为什么就生下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是,那种危险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遇难时惊恐茫然的目光望着城市灯火、来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污泥之中的身体。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质本来就与他时刻相伴。我十分欣赏这种迎接灾难的意愿。如果一个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应该喜爱到这种程度。甚至欢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因为这种事故向他显示,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存在的。
萨特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朋友的癌症,把贾科米泰年轻时在一场车祸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写了下来,给予高度赞叹。而贾科米泰似乎认为萨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萨特见到他,谈起此事。贾科米泰说:“我不是生气,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当时他正要去苏黎士,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为此而难受。当汽车撞了他,在救护车上,他想:“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见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2)
萨特十分惊讶:“但你原先不是这样说的呀!”《词语》中这段话确实是萨特根据贾科米泰的谈话而写的;如果时后一种说法,萨特就不会把它当多大回事写进书中了。萨特无法解释贾科米泰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为什么这样计较这件事。也许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造成心理负担和变异,现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贾科米泰的极度焦虑。在贾科米泰最后几件作品中,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息,他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注入到人物惊恐的大眼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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